法律外的審判

  • By Stand Media
  • 17 Aug, 2017
文︱黃俐雅  
二○一四年,俐雅為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在教育部前開記者會 。 圖片提供/黃俐雅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Chi-Hung Lin

家是私領域,公車、車站、街道是公領域,如果不偷不搶沒做其他違法的事,到底我們依循什麼審判他們不該出現在公領域?是歧視嗎?是擔心髒了什麼嗎?存在一個光鮮亮麗的人身上的細菌病毒難道不是更危險?台北的遊民超過六成是有工作的,因顧肚子就顧不了房租,其他縣市又沒工作機會;他們可能只是突然家庭變故、失掉原來的工作、家暴、罹病造成破產、失智遊蕩無法回家…

接著,我想到我兒子是無自理能力的殘障者,如果連智能正常的遊民都得生活在大家的視線之外,殘障者的處境怎可能更好?難怪得被以圈養對待了--透過個案的家庭或機構式的圈養。

今年暑假是我第四次到訪西雅圖,也是首度沒有親人當司機開車帶我東跑西晃,整個月我不是靠腳走路就是搭公車或地鐵做空間的轉換;每回到市區都會遇見遊民,我覺得這是市容的一部份。

我看過有人在市郊的草坪上晾衣服、在湖邊釣魚生火烤來吃,也曾在清晨看到數頂還沒收起來的個人帳篷;搭車時有幾次跟遊民同在車上,至於步行在市區街道上,往往我一趟覓食的過程會遇到五六人次遊民,他們也許微笑看著你,也許拿張希望你給錢的小海報,也許兩三人自成一圈的聊著天,站著或坐著或躺著。我常忍不住要掏錢,但除非我有足夠的預算不然給不完;後來,慢慢的,我較能在掙扎中找到平衡,為什麼呢?一方面是,他們有要錢的權利、行人有給不給錢的權利,他們不用垂頭喪氣搖尾垂憐;而更深層來說,乞討不必然就得衣破人髒,他們也沒有讓行人感到不安的情緒勒索。

有次我搭公車時,人上來得多,一位遊民趕緊把他放在左邊位置的行李抱到大腿上,他邀請站著的人坐他左邊,沒人坐下來,隔下一站又上來幾個人,他再度邀請乘客坐,還是沒人坐但也沒人閃開他。我猶豫著我是不是應該坐下去,以免辜負他的好意,但他髒髒的外套讓我猶豫了。接下來他開始小聲碎念,聲音愈來愈大,大到咆嘯的辱罵著,因為每個人都沒特別反應,我也繼續保持原樣。司機傾身跟他說幾句安撫的話,他沒有緩和下來,司機說如果他無法控制情緒就要通知警察了, 他大聲地說著自己的委屈,然後把自己一大罐兩千五百西西的礦泉水用腳踩一下,罐裝水有塌陷但沒破掉,滾到坐他對面的女生腳邊,那女生抬頭與我四目相對望,露出「就是這樣囉」的眼神,然後她看著遊民一眼,彎下身子扶起礦泉水輕輕地挪到他們兩人的中間位置。

我揣摩這動作的弦外之音是什麼?我的感覺是:我沒有不理你,也不確定這水你還要不要?我不是無視於這件事或你這個人。送到中線的動作,意思好像是:你有要不要取回的選擇,同時我也不逾越你的那一半界線。我看著那可能才國中階段的小女生,她的眼神沒迴避,偶而看著遊民或其他乘客,偶而低頭看自己的手機。我也瞄瞄遊民右座的男生及遊民本來想讓座的位置左邊的乘客,也許是放暑假的關係,恰巧都是國高中階段的學生,他們繼續坐著並做自己在做的事:滑手機與看書,我相信他們心中應該跟我一樣都有著忐忑,但到底為什麼他們不因此而驚恐或趕緊起身走開?我可以稍稍穩住,是因為我有陪人諮商的經驗,而他們的展現絲毫沒有不如我,這讓我很震驚也很感動。這不是家庭或學校的說教層級,應當是從他們出生就存在的氛圍,早已成為成長的一部分吧?

後續上車站在遊民前面的乘客,就這樣一直站著,也許後面沒座位了,但連往旁人擠一下好區隔出遊民的距離都沒有,也許是不想干擾其他站著的乘客,或也許是不想激發遊民更大的反彈吧?我亂猜著。

司機以電話報警後,遊民生氣地指責他,司機穩穩地說:「如果你不想被警察帶走,我先停車讓你下車。」遊民不回應,持續大聲指責司機不幫他,司機在路邊停車打開車門,然後轉頭問遊民:「你現在可以選擇在這裡下車,或在車上等警察來帶你!」全車都很安靜地等著,數秒後遊民拿起行李與礦泉水下車了。

遊民兩番邀請被拒絕讓他受傷了,我們不去坐他旁邊又是怎麼了?我是因為他的衣服髒,也想像他的異味會讓我暈車,其他人怎麼想的我不知道,但遊民能自如自在地搭公車也現身在熱鬧的市區街道,市民的包容度展現出很高的水準。

只是,我不由得想:錯過關鍵性的「邀請就坐下」後,對於整件事的發展,我有機會介入嗎?有可能因為我的介入而讓事情更好嗎?比如,在司機報警時幫遊民講話?

然後,我又想:在台灣,外籍移工在台北車站大廳的假日聚集,常被反應造成行走不便;還有人覺得遊民聚集處有礙瞻觀,甚至有議員主張在冬天對遊民灑冷水來驅趕他們;也有公車乘客嫌棄導盲狗有異味,要司機把人狗趕下車。對於這一切現象,我們心中的審判規則是什麼?因為礙到我們的眼?我們不想看到,不想跟他同在一個城市或共處於一個空間,為什麼?

家是私領域,公車、車站、街道是公領域,如果不偷不搶沒做其他違法的事,到底我們依循什麼審判他們不該出現在公領域?是歧視嗎?是擔心髒了什麼嗎?存在一個光鮮亮麗的人身上的細菌病毒難道不是更危險?台北的遊民超過六成是有工作的,因顧肚子就顧不了房租,其他縣市又沒工作機會;他們可能只是突然家庭變故、失掉原來的工作、家暴、罹病造成破產、失智遊蕩無法回家…理解他們成為遊民背後的原因後,我開始相信我也有可能成為無家可歸的人。沒了居住的處所後,我該何去何從?

接著,我想到我兒子是無自理能力的殘障者,如果連智能正常的遊民都得生活在大家的視線之外,殘障者的處境怎可能更好?難怪得被以圈養對待了--透過個案的家庭或機構式的圈養。

看見導盲犬嫌臭、看見遊民不舒服、看見殘障者不自在、看見奇裝異服者礙眼、對同志的婚姻感到驚恐等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真實感覺與主張,但是公領域就是屬於大家的,憲法保障的權利也是大家的,不代表個人感覺能擴張到剝奪自己不認同的人的基本權力,除非有違法行為,否則就是個人審判的擴權。何況這些都是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的真實樣貌,他們一直在,無論有無被直視。

而,我們違法的個人審判又該讓什麼來審判呢?又,我們能早於後代子孫先自我審判嗎?

黃俐雅/人本教基金會南部辦公室工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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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小孩學排擠」、「會對白人印象不好」…,孩子們提出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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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都是瑣事,但瑣事令人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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