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天未光…--陪好孩子,就是力量

  • By Stand Media
  • 02 Aug, 2017
文︱李昀修  
攝影︱郭恆妙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Rehan

無論是幽微難明抑或粗暴猛烈,在申訴案處理過程中,我們都得花很多力氣去耙梳、去理解傷害的源頭,然後一直一直保持對人的信心。因為相信人,所以我們願意跟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講道理,即便一再一再的失敗,那都不會是徒勞的,因為處理的過程中,孩子就在我們身邊,看著大人們如何如何的努力著。

於是,申訴案終究是對人的工作,追究那些傷害與過失當然是重要的也是有意義的,但還有一個重要的是,人如何在這過程中重新尋回自己的力量。

申訴學校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有許多風風雨雨,而有些人走到了最後,有些人停在了途中,有些人則在某些時刻,決定離開這條路。

那樣的景色在外人看來,或許有著明確的定義--關於誰失敗了,而誰又成功了的,那樣的定義。

而我們卻仍然想回歸到「人」的部分來看,回歸到如何在處理申訴案的過程中,還能保有對人的信心,回歸到如何在面對許多可能的挫敗時,不讓自己的心陷入屈服與無力,而仍能保有對於人的那份柔軟。

以下,我們要說的故事,是關於在宛如颱風過境的時刻,當事人如何於飄盪中穩住了自己,在壓力下仍能柔韌卻不屈的挺立著。而他的故事,仍是現在進行式。

 

自由、民主、人權。

我們很難明確的說,這些東西不存在於校園之中。

但同時,也不是這麼樣的肯定在如今的校園中,存在著自由、民主與人權。否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第一號一般性意見書為何要在文中強調「兒童不會因為走進了學校大門就失去了人權」呢?

而倘若一間學校,發生了由校長帶領的,師生超過兩百人來公審一名學生的事件,這算不算是對人權的侵犯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頭開始說起。

這次的主角周生(化名)原本可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好學生,除了一支因為遲到被記的警告外,身上從來就只有嘉獎與小功。念表演科系的他高一時幾乎參與了大部分的演出,到高二更升為排練助理。然而自從他發現校內沒有學生會,學生代表也都不是經由學生公開選舉而是黑箱產生後,這些一帆風順都只能成為過往。當他開始在校內成立學生會的籌備會後,短短四個月便累計了三大過兩小過,更成為校長口中「毫無道德倫理的壞分子」。

最初,他僅是找了幾名同學組織籌備會,希望透過這個籌備會能產生出正式的學生會,他甚至為此發了公文給校方,希望校方能夠蒞臨指導。然而即便這般尊重,卻仍不知怎地觸動了校方的逆鱗,老師與主任開始用 LINE的群組與私人訊息等方式警告學生不可以參與也不能在籌備會的臉書按讚,訊息上有這麼一句--

「會有不必要的麻煩!」

然後不必要的麻煩真的來了,為了組織籌備會一事,周生得到了大過一支。校方的理由是「在校外或網路上發表不當言論、惡意攻擊學校,破壞校譽情節嚴重」。

然而,當時學校沒有學生會,學生代表也非經由學生選出一事都是真的,倘若說出事實便是破壞校譽的話,那不正代表校方作賊心虛嗎?

而由於校方召開獎懲委員會決議懲處周生時,並未依照規定通知周生與家長到場,周生於是在二十天的時限內「寄出」了申訴書,卻被校方以「收到時已超過申訴期」為由不予受理。

這種校方對於法律的獨創見解,是對是錯,不言而喻。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做出這個創新見解的行動背後,反映出了校方所在乎的並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將提出問題的人解決。

收到有生以來的第一支大過後,周生不免失落,那份失落不單單只是因為自己被毫無道理的懲罰了,更是因為對於自由、民主、人權有所信仰,如今卻眼睜睜看見這份價值在學校,偏偏是學校--一個本該較其他場所更加堅守這份價值的所在,硬生生地背棄了這一切。

而在此刻,父親卻告訴他:「這其實是一種榮耀啊,因為這不是什麼犯錯的事情,而是你去爭取一個東西走一個正確的路,然後你被這個體制記過,這是很榮耀的事情。」

這句話將他從差點溺斃的谷底裡撈起了。

雖然在此之後,周生仍然在申訴流程中處處碰壁。

收到大過後又過了兩個月,當天他原要用籌備會的臉書發表歡迎中國藝人鹿晗來到學校的貼文,卻發現蘋果日報爆料鹿晗所持簽證為觀光簽,他便在原本的貼文後加註,希望藝人與相關工作人員注意到法律上的問題。不料隔日的上課時間,他被一名工友帶到地下的排練教室,裡面兩百多人圍住他,而校長就在內帶頭批鬥他,說他言論中提起中國、台灣,是政治狂熱分子。說由於他的關係讓藝人不能來,大家心血全部泡湯 …校長罵著罵著甚至自己哭了出來,群眾更是激動的指責他,但周生卻完全搞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是由媒體報導出來的啊?

然而在那現場,他被迫道歉了,連靈魂都歪歪斜斜地回到了家,父親聽完後只叫他去跑跑步讓情緒冷靜一下,接著告訴他:「你又沒犯任何錯誤,除非犯錯你才需要道歉,但今天情況不明,其實你不用道歉。」

當幾天後的獎懲委員會做出決議,記他兩支大過與兩支小過時,他已能平靜地看待,即便公審過後的隔天校長就在校門口前對著一眾學生喊道:「我們不要像他那樣子的政治人物進學校!」「他不配做 ○○人!」但這時的他已經在許多過程中得到了力量,無論是在最艱困的時刻得到的那幾句話,抑或是在與父親準備獎懲委員會發言的過程,都讓他釐清了自己的行動,相信了自己站在道理那一側。

往後的日子,他向台北市教育局為自己遭受的不當處分提出訴願,之後亦在人本基金會的陪同下對校方提告。而這一切至今,仍在繼續。

 

害怕失敗。

這或許是不少家長的第一個擔心,確實並非每起申訴案都能夠讓犯錯的老師承擔錯誤,也並非永遠都會遇到理解孩子並願意溝通的校方,於是一切討論顯得曠日廢時,像薛西佛斯的石頭推上又滾落,多麼令人挫敗。

但幾個月前與故事中的周生做了一場訪談,當時卻驚訝的想,眼前這人活的真好。

更準確的說,他看起來與那些所謂「標準的受害者」相距甚遠,談著那些日子就像是在講起一則荒謬的笑話一樣,雖然他描述當下情況時,仍會明白事件對於他的震撼是如何強烈。只是在訪談的尾聲提到時間問題時,他聳聳肩,說自己預估打上五年:「因為我看過另一個學生被退學,也是打五年。憲法可能更久打七年,但我沒什麼感覺,反正我就一邊上班一邊上課一邊打這個,反正也不是每天都要開庭啊。離開學校就很放鬆了,基本上就是覺得你能做的力道可以更大。」

這句話令人玩味。他在半年內被記了三支大過還留校察看、被抓去在兩百多人前公審,學校至今對此沒有一句道歉。看似他完全是失敗的,甚至得帶著汙名離開學校,然而為何從這句話來看,他並不認為自己挫敗了?

這或許是因為在最關鍵的時刻,有人支撐住了他。

實際上,沒人會認為申訴案是一件容易的事,囿於歷史、人性以及諸多原因,要追究體制中人的過錯是有困難的。案子一膠著、時間一拖長,往往便令申訴人灰心喪志,猶如鬥敗的公雞一般。然而在這樣的困境中,我們如何不失去信心,進而更深刻的看見申訴案的真正容顏呢?

本會秘書處的執行秘書宜昕認為申訴案其實是將大人與小孩重新連結的過程。當大人努力挺住孩子時,其實會造就孩子的改變:「小孩那時候那麼傷心難過,那麼失去信心。可是因為有妳挺了他,小孩終究有比較有勇氣去學校,妳就會比較有信心說我這處理是對的。可是如果從頭到尾大人都一意孤行,只是為了處理自己的情緒而不是為了協助小孩,到最後就會看見小孩一直難受下去,當然會失去信心啊。」

而除此之外,許多家長本身早在處理前時就被自己的恐懼給綑綁著,將自己過去的失敗經歷複製在小孩身上,也讓自己變得無助。宜昕談到有些學校會告訴家長,如果轉學了,記錄會跟到新學校去:「所以家長不敢走,他就讓小孩繼續留著,每天覺得自己是被迫留著的走不了,覺得很可憐很辛苦。有些家長是轉走的,說啊不可能處理啦所以他轉走了,他就覺得我不可能,所以他到一個新的學校去,還是一個小可憐啊。」

轉與不轉都是被迫,這樣的想法不但令父母無助,同樣的也讓孩子看到父母的沮喪時轉為認定是由於自己不夠好而令父母難受,反而讓孩子的信心全面崩盤。

面對這些可能的無力感,宜昕說她會跟家長講一句話--轉走沒關係,那是因為我們不要跟他們玩了:「我們會告訴家長,學校縱使選擇不做,家長也可以想,好我不想跟你玩了,我就做到這為止,你們學校不改是你們的事情,但你們不要想動到我的小孩。第二個是我繼續待著,挺住小孩,也繼續處理,可是這兩個選擇都是我決定,我跟小孩仔細討論評估過,而不是我被迫。」

而當這句話講出時,她甚至就感覺到電話那頭的家長鬆軟了下來,家長的眼界如果被開啟了,那一切都會不同。在宜昕處理過的申訴案經驗中如果家長有真正挺到小孩,無論後來是轉走或留下,小孩的狀況都還不錯。她說,或許是因為他們滿能夠理解這件事情不是他們的錯。即便有時傷害是幽微難明的。

但無論是幽微難明抑或粗暴猛烈,在申訴案處理過程中,我們都得花很多力氣去耙梳、去理解傷害的源頭,然後一直一直保持對人的信心。因為相信人,所以我們願意跟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講道理,即便一再一再的失敗,那都不會是徒勞的,因為處理的過程中,孩子就在我們身邊,看著大人們如何如何的努力著。

於是,申訴案終究是對人的工作,追究那些傷害與過失當然是重要的也是有意義的,但還有一個重要的是,人如何在這過程中重新尋回自己的力量。

理解了自己其實還能夠為自己做出選擇,就不再是那個永遠受迫、被恐懼綁架的自己。周生的案件看似是場慘敗,沒能讓誰被解聘也沒能讓誰被追究,然而在最關鍵的時刻,父親挺住了孩子,於是我們終於沒有連孩子都失去了,而這就是最重要的。

李昀修/《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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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都是瑣事,但瑣事令人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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