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是可能的--當家長面對學校

  • By Stand Media
  • 02 Aug, 2017
文︱李昀修  
攝影︱郭恆妙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manginwu

孩子是事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他的情緒與想法是絕對需要被重視的,他們也需要透過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案件去理解:人可以拒絕被羞辱、人可以拒絕被體罰,人值得被好好對待,而即便是老師,犯了錯也必須對此反省、修補傷害。瞭解了最淺顯的正義後,孩子們就有機會進而去同理老師或者任何犯錯的人可能的困境,而能對公理或正義有更深刻的思考。

申訴案這三個字是有重量的。

失控的、窒息的、傷害的、愛憎的,申訴案的內容往往就是各種深淺不一的暴力軌跡。有時我們僅僅耳聞,便宛若同受其傷的,成為了間接的受暴者。

申訴案的那份重量,其實便是人的生命,與其傷害之不可否認的重量。

但同時,申訴案也蘊含著某種可能,能在悲傷中開出芽來,在傷痛中見證智慧。

以下,我們可以來說個故事,雖然它不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也不在某個遙遠的地方,但卻是切切實實的曾在這座島嶼發生過的故事。

一個關於改變之可能的故事。

 

一個平凡的上學日,一間平凡的小學,故事常常都是這麼開始的--

這天,學校老師正在課堂上播放影片,小波(化名)便有些坐不住了。平日活潑的他忍不住拿起原子筆戳戳前面的同學,想悄悄的聊天。

只是,還沒聊到天,這動作便被老師看到了。老師隨即勒令小波到走廊罰站。小波只得乖乖的站起,走出教室,並透過沒拉上窗簾的窗戶繼續看著教室內播放的教學影片。

事情原已到此結束,但接下來,老師卻走出教室外揪住小波的衣領,隨即將他摔往走廊的另一側,小波的鼻子與頭就這樣撞上了圍牆的護欄。此時老師又走過去扳住小波的肩膀,將他轉過來面對面後瞪了一眼,慢慢的走回教室,而小波在欄杆旁一直站到了下課。

事件發生過後,小波沒有去上體育課,經導師詢問後他才將前一堂課發生的事情告訴導師,但導師並沒有隨即通知家長,而是直到晚上家長打電話來詢問時才說明事發經過。理所當然的,家長對此非常不滿,於兩天後至警局備案,校方才於此時啟動調查與校安通報。

然而學校接下來的處理則顯得非常快速,不僅依照家長的訴求更換了老師,也迅速的調查並將報告交給家長。只是對於家長其他訴求如:「若調查屬實,要求老師到班上向學生道歉﹂、「進行相關懲戒與輔導﹂等則不置可否。調查報告的決議是--對老師進行書面告誡。

家長接獲這樣的調查報告後仍是無法接受,即便老師在報告中承認了自己的行為不當,也願意對當事學生和家長道歉,卻仍然與家長對公理的期待有所落差。於是,家長帶著這份調查報告來到了人本教育基金會。

評估過這些訴求的合理性後,秘書處開始與校方溝通。這並不是由於校方少做了什麼,實際上,在此事件中的校方已經是相當願意處理的了。只是從處理結果看來,校方似乎更需要的是,透過另一種眼光來思考為何這些訴求是合理的。

回憶起這件申訴案,本會秘書處執行秘書宜昕對於當事家長帶著一種敬佩的語氣:「當初其實有評估與校長會談時是否要帶著家長一起,但因為那個家長是很穩的,從頭到尾都踩得住道理,所以我們認為沒問題。」

而同時她忍不住讚美了家長提出的這些訴求,幾乎直指問題核心--要求懲戒與輔導,不是為了追殺老師,而是當老師作出了不當行為後,確實需要有更多如輔導等等的資源來給予老師幫助。要求老師在全班面前道歉,也正是因為認知到了不當行為出現在公領域時,目睹了、身處於事件中的學生,實際上也成為了間接的受暴者。

而也因為秘書處與家長出發的原點除了保護小孩外,同時也是為了幫助老師,於是在與校方溝通時便能抱持著一份柔軟,而校長也在這樣的溝通下展現出了積極處理的態度。宜昕回憶起當時與校長的會談,當校長理解了這些訴求的背後,除了是一種對於教育態度的堅持外,也包含著對老師的同理;比如老師可能的委屈、如何在老師也面對自己不當行為所帶來的壓力時給予後續協助等等時,表情也變得溫和起來。

於是,雖然秘書處後來未能直接與老師碰面,但在校長的協助下,事件的後續是--老師於不久後到班上公開道歉,並接受將處分改為申誡,不願申覆。而小波則感受到了老師在道歉中的真心,選擇原諒。

 

故事就這麼落幕了。

之所以談起這個故事,不只是因為敬佩家長的柔韌與堅持,也是因為看見了當校方勇於面對錯誤並努力去修正彌補時,能夠發揮多麼大的力量。正因為兩方都對教育的價值有所信仰,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才能夠騰挪出一個照顧人的空間,不只讓孩子的傷害得以修補,也讓老師與校方有機會開拓另一種教育上的視野。

是的,申訴案雖然沉重,但那是因為出於對「人」的珍視,也出於對教育的堅持。

只是,如果家長遇到了有可能發展成申訴案的情況時,可以怎麼樣與學校溝通呢?


首先可以做的是--不要妖魔化對方。

而所謂的不要妖魔化對方,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談,一個部分是「搞清楚自己的害怕是什麼」。在面對申訴案時,有些家長會非常的恐慌,把對方想像成一個無比巨大的巨人,而自己什麼都做不到,但是這時我們可以試著去想想看自己的這份恐慌是從何而來?可能是對於自己的不相信、可能是在過往經驗中根植的對於有權勢者的害怕等等…面對超乎預期的狀況時,家長一定會有些害怕,但同時也要記得校方也是人,在某些案件中學校展露出的不耐煩與冷漠,其實也反過來說明對方的脆弱。


另一個部分則是「先不去假設學校一定袒護老師」。孩子在學校受了委屈,家長一定會心疼、會急,希望趕快把事情處理好,不過由於心中有氣,言行可能就變得尖銳。然而正因為要把事情處理好,我們才需要在這樣艱難的時刻仍能保有對人的信心,相信道理之於人是可行的,也相信自己並不是胡亂訴求,而站在道理的那一側。

接下來,可以視情況一層一層往上來處理。這方面,宜昕建議:如果孩子遇到的是像一直罰寫等較輕微的問題,可以先試著寫聯絡簿與老師反應,然後可能是打電話、找老師、找校長…。

不從一開始就直接找教育局等上級單位,除了是希望能夠在體制內把事情處理好之外,也是不希望一開始就讓老師的思考從教育層面轉變為「上層來壓我」這樣的被懲罰心態。而透過這樣的處理方式,家長也可以將每一次處理的過程記錄下來。當校方仍然迴避問題或者處理方式不當、程序不符時,這份紀錄便能在往後申訴的過程中具體的指出處理不當之處,不只能讓社會大眾理解,也讓校方有了具體改善的方向。

而在處理的同時,家長可能會忽略但卻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不要越過孩子來處理。有些家長一旦開始處理後,便認為往後是大人的事情而不希望孩子再與事件多做接觸,這樣想法的成因有很多可能,比如有人害怕這樣會讓孩子從此不尊重老師,也有人害怕的是會因此教導孩子仇恨。

然而,孩子是事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他的情緒與想法是絕對需要被重視的,他們也需要透過這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案件去理解:人可以拒絕被羞辱、人可以拒絕被體罰,人值得被好好對待,而即便是老師,犯了錯也必須對此反省、修補傷害。瞭解了最淺顯的正義後,孩子們就有機會進而去同理老師或者任何犯錯的人可能的困境,而能對公理或正義有更深刻的思考。

雖然這些建議看似複雜,實際上並不是希望成為一個教條化的東西讓家長們去執行,畢竟往往我們並不會知道下一場申訴案的現場究竟會面臨什麼。但,申訴案終究是面對「人」的工作,雖然困難,但只要在這些風浪中保有對他人的信心,保有自己的柔韌,保有對於孩子的關心,人們就會更有能力去相互理解,而大人們也就有機會在風風雨雨中為孩子撐出一片空間,也為更好的教育撐出一片空間。 

李昀修/《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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