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多教中國史

  • By Stand Media
  • 01 Jun, 2016
文︱史英  
攝影︱郭恆妙

我認為十二年國教的歷史課程裡,應該要用充份的篇幅討論它:不是給出依循某種「史觀」的答案,而是提供從各種角度探討問題的方法--這完全不涉及任何意識形態,而純粹是出於「社會科學」本來就應該要有的關切。由於中國離我們比較近,和我們的文化淵源比較深,所以應該要比納粹的歷史花更多時間。另一方面,更因為中國和台灣的特殊情勢,台灣的下一代,應該要花更多心力研究並了解中國,而文革的歷史,正是最好的「切片」,應該放在顯微鏡下好好觀察

新總統已經上任了,新政府的難關才要開始;這個時候,該憂慮的事大家都會憂慮,該說的話都有很多人說過,那麼,我們就來談一下歷史課綱吧--這個問題有代表性:取消了那個混帳的「微調」之後,真正符合理想的課綱到底該長成什麼樣子,因為從來沒人見過,恰好才是真正的挑戰。

但我想先說另一件事。在每天各式各樣的媒體轟炸之中,很少人注意到,今年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血淋淋的重大事件的五十週年。半個世紀之前的五月十六日,中共發出一份「中央委員會通知」,讓八億中國人在一夕之間瘋狂:學生毆打老師,子女出賣父母,夫妻反目成仇,朋友同事或革命同志陷入你死我活的鬥爭,然而,沒有人認真問過自己,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是繼納粹屠殺猶太人之後,人類再一次透過集體罪行,對同類造的難以想像的浩劫;唯一的不同是,納粹所要迫害的,至少還有具體的對象,而在文革之中,每一個人都同時是迫害以及被迫害者,無一可以倖免。短短幾個月之內,昨天還在教室裡「學習」的清純可愛的年輕人,突然換了一副面目,不但誰都認不得他們,他們也誰都不認,除了那唯一的偉大領袖。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八月二十四日知名的中國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盡,九月三日傅雷(文藝評論家,鋼琴家傅聰之父)夫婦自殺,九月六日上海音樂院楊嘉仁教授夫婦自殺,九月九日鋼琴系主任李翠貞教授自殺…據說,那個時候的太平湖,每天有十幾人往裡跳…

其實,早在一九六三年,江青就對老舍點名批判了;她說,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個雞蛋,所以是一個資產階級作家。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八二三,老舍作為北京市「文聯」和「作協」的主席,先是被拉到孔廟,有上千人燒起了大火,叫他們這些挨鬥的人周圍跪下,用演戲的道具、刀槍劍戟開始狠打。老舍最有名,所以受傷最重;半夜被接回家,身上的衣服全都貼到肉裡去了。隔天早上,他對三歲的孫女說「跟爺爺說再見」,從此就沒有再回來;他在湖濱獨坐一天,直到深夜。再隔一天的早上,路過的人們發現了水中的遺體,而水面上漂浮著多頁稿紙,竟然是他親手抄寫的毛的詩詞…

這樣的故事,當然只是整個悲劇的一小角;類似的或更悲慘的故事,不知還有多少。然而,無論是出自口述的歷史,或所謂的「傷痕文學」,也不過都只是「紙上的記錄」而已;在真實世界裡,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不止是現在的我們無從想像,即使身在其中的當事人,多年之後回憶起來,也不能明白當時的自己。所以,這是一個謎:活得好好的一般人,所謂身家清白的正常人,真的會無緣無故地「失心瘋」嗎?無論是在二戰時的德國,或文革時的中國,難道就只是因為「出了個」毛澤東或希特勒,世間所有的價值都可以在一夕崩毀?人,人的理性,人的良知,人對事物的判斷,人對於身處的世界的認識與期待,難道都只是說說而已,難道都是當不得真的嗎?

看了這樣的歷史,我們不禁會想:如果換做是現在的台灣,我們這些活得好好的一般人,身家清白的正常人,也會做出那樣的事情嗎?是不是有那麼一天,當某一種情境或局勢形成,你,和我,和我們身邊常相來往的親友,就會合起來把--例如,把台灣的原住民,或外勞,或某一種人,不由分說地關進監牢並折磨至死?或者,不是針對某一群特定的人,而是針對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只要稍稍聞出他有某種味道--例如,喝過紅酒的味道,就把他揪出來,對他展開集體的批鬥?

以上這些問題,是關係整個人類前途的重大議題;任何心智正常的人,應該都會有一份想要知道的好奇心。所以,我認為十二年國教的歷史課程裡,應該要用充份的篇幅討論它:不是給出依循某種「史觀」的答案,而是提供從各種角度探討問題的方法--這完全不涉及任何意識形態,而純粹是出於「社會科學」本來就應該要有的關切。由於中國離我們比較近,和我們的文化淵源比較深,所以應該要比納粹的歷史花更多時間。另一方面,更因為中國和台灣的特殊情勢,台灣的下一代,應該要花更多心力研究並了解中國,而文革的歷史,正是最好的「切片」,應該放在顯微鏡下好好觀察--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你不能用實驗分析的方法探索問題,所以,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就是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的所做的「實驗」;問題發生過後,後人有責任做出並運用那份實驗報告。現在,很顯然地,中國由於種種禁忌,從來不肯正視文革所帶來的教訓(在這五十週年的時候,當局居然禁止各界討論與回顧);那麼,我們在台灣的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更何況還時時被中國獨裁政權威脅,就責無旁貸地必須扛起這份責任:歷史學者應該要努力研究,歷史教育,應該要帶領下一代思索文革所提出的各種問題。

我非常贊同「同心圓理論」,歷史,或所有的課程,都應該服膺由近及遠,由切身往世界擴展的原則;然而,一層層同心圓所象徵的「到圓心(即學習主體)的距離」,並不能僵化地理解為地理上的遠近,也不能單純地理解為時間上的先後。從地理上說,台灣當然比中國近;從時間上說,近代當然比古代近;但是,從切身的「利害」,從現實的需要,從我們「關心」的層面而言,就可能完全不是那回事。直白地說,台灣雖然離我比較近,但台灣並不會剝奪我的自由或身家性命,而中國,則對我有絕對的威脅;因此,在那個「同心圓」的圖示中,某些中國的問題,例如前述的文革,當然就應該在離中心比較近的地方,佔有重要的位置。

從這個角度看,完全沒有什麼「去中國化」的問題,只有「去中國沙文主義」的問題,而後者根本就是理所當然的:從任何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歷史教學中都不容許任何一種沙文主義,包括也不能容許「台灣沙文主義」,如果有這麼一種主義的話(其實「九二共識」就是如此,居然大言不慚地主張我們的治權及於中國;所幸它只是謊言和肖話,所以不必當真)。

其實,我上面講的這種遠近的判別法,世說新語上早就有故事:人家問幼小的皇帝,日與長安孰遠?小孩說當然是日遠,因為有人從長安來,但沒聽過有人從太陽來的啊;隔天又問他一次,這次他居然說長安遠,因為,舉目見日,不見長安!這使得群臣莫不下淚(因為他們失了故國長安,顯見是回不去了)。這之可見,「真正」的遠近,絕不是地理上的距離。那麼,對於我們台灣人而言,中國還有什麼是和我們比較近的?以我看來,秦始皇一統六國,就應該是我們極為關切的另一個歷史議題;因為,從那之後,中國人就完全被「大一統」的思想所籠罩,再也不曾跳出來過,以至於到了今天,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洗腦之下,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可以同意台灣,或圖博,或新疆的獨立,而不需要任何實質的理由。所以我們的歷史教育之中,應該要撥出充份的篇幅探討「大一統」思想的由來,和得以發酵的各種因素;同樣的,不是依據某種「史觀」給出某種答案,而是提供思考與探索的方法。

從我所詮釋的同心圓理論來看,如果我們真的用以上的方法制訂課綱,在這個真正符合社會科學原則,並符合台灣人的需要的課綱之下的教科書,很可能中國史的部份要比台灣史多出很多,但過去那種帝王將相,成王敗寇,朝代更替的內容,應該會降到最低。我認為,這不但沒有什麼不對,甚至是理當如此的。我們學習任何一門學問,應該都是「問題導向」的;學習的動機,應該都是為了解決目前或將來,而絕非過去,的問題。如果我們依照「問題意識」來制訂課綱,所有的爭議都將化於無形--當然,某些中國沙文主義者還是無法滿意,但他們的那些偏執與私心,本來就不該在我們考慮之列。

以上,芻蕘之微,有以就教於專家與先進,同時,以此表達對新政府的盼望與期許。

史英/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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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鄭性澤平反了、無罪了,這就是  happy ending 嗎?我覺得還不是。司法上平反了,社會上的平反更是一段艱辛的路程。不看判決、只會嚷嚷「無罪不代表不是他做的」這種人一直都在,一旦被抹黑了要洗白,在別人眼光中卻總是灰的。我們必須要持續地講鄭性澤的故事,要讓更多人真心認同無罪判決。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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