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好學生--今日華岡「壞份子」的自白

  •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 11 Apr, 2017
文︱李昀修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Jay_Liao
圖片作者︱郭恆妙
--華岡周同學專訪

而在此(依法籌辦學生會)之前,他身上幾乎都是小功與嘉獎,除了一支因遲到而被登記的警告外無不良紀錄,他想,這件事由被記過的人來說,或許容易被認為是因為自己身上的過才心生不滿,但倘若由他來說的話,可能會有所不同吧?然而事實證明了,這是個過於天真的想法。所謂的好學生或壞學生實際上都無所謂,一旦觸動到「權力」這個敏感的開關,好學生也可以在一學期之內成為累計三大過兩小過,丁永慶校長口中的「毫無道德倫理的壞分子」。

他甚至不明白為何自己會為了一則貼文,在五月二號當天被抓去排演教室公審,直到後來有人告訴他,許多人認為是他去檢舉鹿晗的簽證問題。  

那日與周同學約在辦公室見面,看到我時,他問說:「你是不是很累啊?」聽我說到這幾天睡得少後,他彷彿理解似的點點頭說:「我剛剛也是一路從捷運上睡過來的。」

訪談中,他說得快,反應也快,霸凌似乎沒能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跡。相反的是,他發公文、寫申訴書、查法條,用盡一切能用的正常管道去抗爭,作為一名校園權力的受暴者,他顯得不是那樣典型。

這也是當然的,畢竟在那樁兩百人公審與籌組學生會事件之前,他都是可被歸類在「好學生」那一端的人,一年級時參與了大多數演出、二年級時擔任排練助理。如今的他,在短短的三年級下學期內被記了三支大過與兩支小過,留校察看。曾在巨人的掌中翻騰舞動,但如今巨掌翻手一蓋,他被冠上「政治狂」的名號,差點被輾個粉碎。

 

潘朵拉之盒

實際上,說他是政治狂是過於浮誇了。周同學雖然來自深藍家庭,但他的政治啟蒙其實與這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始自二○一四年三月十八號--那場撼動了整座臺灣島的立法院佔領行動。全家人的政治觀念在當時被劇烈衝擊,那時起,他才開始去了解相關議題。

但他沒料到,學生人權是不可打開的潘朵拉之盒,因他誤觸,罪於焉流瀉而出。

其實在被公審之前,他與學校已經有過一次的摩擦。起因是他們去了香港做教育旅行,一位同學因為塞不進旅館電梯而遲到,之後回學校時被罰了一筆錢。

當時他與這位同學覺得不滿,便上網查找相關規定,發現並不能罰錢。他轉念一想,不但遲到不能罰錢,還有許多華岡曾經用以對學生進行罰款的理由,也通通是違法的啊!於是他寫了一封匿名檢舉信給教育局,卻不知怎地被懷疑上了,幾位主任叫他過去談話,質疑他為何越級通報。

當時他想的是:「我沒有必要先告訴你啊。你已經累犯這麼多次了而且自己也沒發覺,我如果告訴你你說不定會記我過之類的,我只好去告訴教育局,走一個正常的程序管道。」

當次事件中他沒有被記過,但是對照到籌組學生會時公開會議紀錄、使用公文,以及幾次被記過之後都選擇寄出申訴書的行動,彷彿能感覺到他在這些舉動中有某種堅持。

他告訴我說,那是因為他希望能在體制內運作,他不想走體制外的抗爭:「因為坦白講學校搞體制外很難啦,我們其實沒有公民課。我還記得當初太陽花事件,我們教室有radio,那時候聽佔領到哪裡佔領到哪裡就很興奮。被老師制止,說這不是讓你們聽這個的。」

他觀察到,華岡有不少兼任老師在外面有參與社會運動,加上本身只是兼任,所以會比較敢在學校談起這些議題,但是校內的老師往往就偏向保守,再加上校方對記過的認定十分寬鬆,在動輒得咎的狀況下,體制外的行動幾乎不可行:「那我要做的就是用體制內走,體制內公文是正式的東西,也會留下紀錄,將來有任何法律有什麼東西也好,就是一個制式的文件。」他這麼說。

我問他,做這些事難道不害怕嗎?他說怕,從一開始匿名檢舉到後面所做的每一步,其實他都是害怕的,因在指責別人違法時,也要注意自己有沒有違法,更何況學校的反彈遠遠超乎了他的預期。

「我原本想說可能公函發完學校不讓我選,但不至於到所有人把東西退回來,甚至還跟所有人說這東西是違法的。」

而他也沒料到,校方將為他送上一支大過,以及後面的兩大過兩小過與留校察看。體制內看似有路,實際上這條路卻說斷就斷,他原想走入體制,卻不料世界的表層一掀開來,內裡終究還是人治的時代。

 

壞分子之路

而他原先卻是那時代中得利的那端,我問他為何遇上了體制的反彈後仍然繼續辦下去?如果當下收手,或許他仍能回到另一端去。

他說:「並不是所有人都反彈我。反彈很大,但大部分是學長姊。其實在當下體制內的人,很多是怕自己被退學或怎樣。我覺得不是沒人站在我這邊,他們只是不敢講話而已。」

而在此之前,他身上幾乎都是小功與嘉獎,除了一支因遲到而被登記的警告外無不良紀錄,他想,這件事由被記過的人來說,或許容易被認為是因為自己身上的過才心生不滿,但倘若由他來說的話,可能會有所不同吧?然而事實證明了,這是個過於天真的想法。所謂的好學生或壞學生實際上都無所謂,一旦觸動到「權力」這個敏感的開關,好學生也可以在一學期之內成為累計三大過兩小過,丁永慶校長口中的「毫無道德倫理的壞分子」。

他甚至不明白為何自己會為了一則貼文,在五月二號當天被抓去排演教室公審,直到後來有人告訴他,許多人認為是他去檢舉鹿晗的簽證問題。

「的確我後來籌辦過程中也向教育局檢舉很多事情,但教育局也只會簡單回覆給我。我如果能夠知道鹿晗入境工作是違法的,那我今天還需要在華岡藝校嗎!如果我真的那麼強,強到連這都知道。」

在這些日子裡,他確確實實的感受到所謂「學校」的面容,像是一體化的機械,悄悄地把人捏碎。

在最初仍受眷顧時,他只單純認為那些不被重用的人是不認真的、是沒把自己做好的,才搞出了那麼多負面的事情,但他慢慢的發現這些人並不一定不認真,只是不知為何,學校的恩寵沒來到他們身上。而學校裡的種種跡象也讓他感到困惑,他在二年級時曾突然納悶,為何學生不叫丁永慶丁校長?而是叫她丁媽?

「用媽這個字如果不是發自內心的叫,其實是還滿奇怪的。當初是覺得這樣子,後來大學時發現這根本是種政治教化,就像叫毛主席一樣,很好笑嘛。」

而身陷結構中的,並不只有學生。那些在學生面前能夠擺出強硬、儼然不可侵犯姿態的主任們,在與校長開會時都變了個樣。權力的雙手輕拍,魔術般的交錯了彼此的容顏,而每一個人都在這種魔術下成為了齒輪,將這台機械轟隆隆的轉動起來。

於是,當公審事件開啟了獎懲委員會時,周同學確信了自己絕對會被懲處:「因為行政立法司法都在校方手上啊,它是沒有被制衡的。但我該講的還是要講,因為我講的話是要到網路上面去,那東西是永遠保存在網路記憶體當中。」

離開了學校,戰場也從校內轉到網路,看似走到了體制外,但其實周同學仍然在尋求著規則,尋求著體制內的戰鬥:「離開學校就很放鬆了,基本上就是覺得你能做的力道可以更大,第一個是時間變多,而且大學老師教你的可以用在這上面。我現在念公共行政學,媒體部分就學怎樣幫自己發聲。」

工作、學業跟打官司三個串在一起反而是好事情吧,他聳聳肩說:「我預估打五年,因為我看過另一個學生被退學,也是打五年。憲法可能更久打七年,但我沒什麼感覺,反正我就一邊上班一邊上課一邊打這個,反正也不是每天都要開庭。」

五年、七年,這些數字出自一名不到二十歲的學生口中,他說得輕鬆,卻讓聽的人莫名膽寒。學校動動手指,便從他身上奪走了這樣份量的時間,典型、非典型,同樣不能改變的是受暴的過去,以及註定往後將被奪走的部分未來。

權力化為暴力,嚼碎了人,卻不留血跡。

李昀修/《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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