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蘇案與鄭案--豪情法律人羅秉成

  • By Stand Media
  • 06 Dec, 2017
文︱李昀修  
阿澤與羅律師到花蓮蝴蝶谷走步道(攝影/李昀修)
作為一個專業的法律人,羅秉成深明一個錯誤的判決會對他人的人生壓上多麼巨大的重量,他說:「我的理念很簡單,我做一個法律人,不能冤枉人這件事情是沒有商量餘地,就不能冤枉人,就這樣。所以我認為法官最大的天職就是不能冤枉人,而不是把壞人關到牢裡去,那是次要的。他最重要就是不能冤枉人,他要避免把無辜的人關到牢裡去,這是法官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層。你不能只期待法官這樣做啊,你要幫忙法官不要犯這種錯,所以才會有律師檢察官這種制度、這種對立、這種程序的透明公開,辯論,詰問。」

現已卸下律師職務的羅秉成,是鄭性澤案義務律師團成員的三位律師之一,而他所走過的冤錯救援歷史之長度,在整個平反大隊中也是數一數二。法庭上的羅秉成作為主要的詰問者,看起來像是穿戴著重型盔甲、手持大盾,一刀刀穩定而堅實揮出的盔甲武士。而此刻在我眼前的他牽著太太,穿著寫著自由人的白色T恤、背心與運動短褲,讓原本想像他會以全身西裝姿態登場的我忍不住愣了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來去運動。」他笑笑說。而我突然回想起一個畫面,那是當鄭性澤在羈押了十四年後於去年的五月三號獲釋的時刻,當時的羅秉成律師高興地攬著阿澤笑著,那樣的笑容裡,有一種大樹般強韌的溫厚。

在談鄭性澤案之前,羅秉成先講了蘇建和案。這是另一起台灣史上重大的冤錯案件,此案苦主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數度被判死刑後又改判無罪,終於在二○一二年拿到第三次的無罪後定讞。在長達二十一年的救援路途中,羅秉成的角色也是義務律師團中的一員。當時由司改會推薦加入律師團的他說:「用因果關係來看,要辦阿澤的案子,已經在決定接蘇案的時候已經被決定了。」

他說,他大概能想像如果自己沒接蘇案,也就不會接鄭性澤的案子,彼時蘇案剛宣判無罪,莊林勳跑過來抱著他,廢死聯盟的張娟芬就跟在後面:「就跟我談起鄭性澤案,我們很簡單交換一下案情,第一次聽娟芬講這案子的故事,她說律師能不能幫這個忙,我說可以,就把資料拿回去過年時讀一讀。」

說著,他比了一個厚度,並不比一本漫畫更厚:「一開始資料非常少,起訴書、判決書,maybe 連律師答辯狀都沒有。」

然而翻完資料後,羅秉成感到這案子確有問題。

「冤案有種味道。」他說這是他借用一名德國律師的形容:「意思是說那判決不聰明,像我們人啊頓頓的,就是說那故事讀起來就會卡卡的。以專業的律師在看這判決,只要看判決喔,都還沒有看證據,只要看判決的故事,就是會讓你感覺有問題,一定有什麼東西在裡面沒有被言說,講清的。」

鄭性澤是怎麼被冤枉的?點擊瞭解  ) 


兩個死刑案

乍看之下,羅秉成的說法離想像中法律人的嚴謹、講究科學證據等等有點遙遠,言語中卻有一種對自己身為專業法律人的自信與氣魄。走過蘇案與鄭案,作為兩次死囚冤罪平反的見證人,更作為兩次死刑案的辯護人,羅秉成說蘇案與鄭案的氛圍全然不同:「我等下講的是辯護者的觀點,不從其他角度看。就是我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這轉變是蘇案那時候的救援是一個高度的對抗,那時包括人本、台權司改,死囚平反大遊行,幾乎像一個社會運動一樣來救這三個年輕人。蘇案那時候我的參與,也正是因為在那場運動裡面,被推入,當然我是甘心被推入。」

然而,當時的爭議強度僅用「高度對抗」四字絕對無法形容,即便捲動了強大的社會動能來為三人平反,仍有許多人認定蘇建和等三人便是真兇。當時救援團體在各地街頭演講,希望能讓社會大眾伸出援手,被害者家屬則直接在講台對面擺靈堂,桌上赫然放著兩個被害人滿布刀痕的頭顱骨(按:應為複製品)。羅秉成回憶當時情境:「那時候蘇友辰還去請香跟兩個死者明志,我蘇某人如果救錯人如何如何。就是他非常堅信這三個年輕人是被冤枉的,死者的不平,他作為辯護律師,用他的生命來擔保。所以我一直講說蘇案的律師蘇友辰,我們稱為蘇班長,這個team是拿著生命在辦案子,那是蘇案的情狀。」

然而,蘇案的官司在有罪無罪間激烈擺盪十年,最後在二○一二年拿到第三次無罪判決後,由於《速審法》規定不得再提起上訴,整個案子才終於定讞。這卻意外的成了蘇案三人的宿命,在認定他們有罪的部份人眼中,三人背負著「因為速審法才出得來,而不是實質無辜」的死刑犯形象。法庭的審判雖然結束了,但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審判,還在持續。

「那對比之下,鄭性澤完全不同。它反而變成一個不是對立,是協力。這個錯是檢、辯一起,那蘇案是檢、辯對立。」羅秉成又回憶起當年蘇案的經過:「檢察官認為不是冤案,檢察官也不同意再審,當時開啟再審檢察官也抗告,那判無罪也上訴,就是一直對立著。但鄭性澤的案子不只沒有對立,而是你們都知道,是台中高分檢主動提再審,我們也有提啦,兩邊都認為這案子有冤。」

此外,羅秉成也認為在鄭案中,並沒有採取如蘇案般高度動員社會能量的方式:「這有一部分應該是我在帶這案子的一個省思。我認為我們社會成熟到可以用對話去說服,而不必要再為一個錯或冤的案件,去捲動比較高的社會壓力,因為社會的高壓力處理,有時不一定能讓真相還原得更清楚,因為人們認為你用那個壓力去促使法院,法院可能在這壓力底下才做出判決。」

這樣的省思造就了不同的工作模式,團隊的辯護工作以羅秉成為主,另一部分的人則去想如何用軟性的方式去訴求跟溝通。在鄭性澤案中為了從刑事鑑識、法律、法醫等等諸多面向進行討論而舉辦的多場座談,甚至吸引到了審、檢、辯三方人士來聽,也開啟了彼此的對話:「你來聽這案子是不是有冤,有問題大家互相討論,所以這樣一個不同的救援模式的方法,跟蘇案對比起來,那它會成怎麼樣?比如說因為是檢察官申請再審,這一次判了無罪,它可能會跟蘇案一樣二審就確定,但蘇案是因為法律的規定而確定,因為不能上訴,而鄭案是因為檢察官的認同和接受而確定,這意義終究還是不一樣。」

 救援團隊做了什麼?點擊瞭解  )

司法的謙抑

同樣都由檢察總長提起過非常上訴,也同樣遭法院駁回,蘇案與鄭案後來的發展卻截然不同。蘇案之後由被告自己成功提起再審,鄭案則由檢察官提出,然而蘇案開啟再審後,高檢署的檢察官提抗告,表明反對再審。羅秉成說這就產生了檢察體系的人格分裂:「你們總長認為這案子有冤,他用他的非常上訴權做不到,我用我的非常上訴權做到了,你卻反對?你在幹嘛?」

然而,鄭性澤的案件卻沒有這種背離感,即便檢察總長提的非常上訴失敗了,但台中高分檢仍然成功開啟了再審。羅秉成說他不能透過單一個案就說檢察體系內的自覺已經出現了,然而確實在其他案件中也觀察到了一些跡象:「就是對錯誤的處理和態度跟以前有很大不同。以前其實包括檢察官或法官,都很怕別人指責他弄錯,所以那個防禦感非常強。蘇案是最有名的,在救援過程裡面史無前例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出來開記者會,開記者會出來是一字排開出來捍衛說我們判他死是對的,幾十個法官看過都沒有問題。那當司法跳出來捍衛說我是正確的,這件事情就無比的諷刺,因為司法的那個判決不可能絕對的正確,你去捍衛它的過程就顯示司法的傲慢。」

聽到這,我忍不住問:「律師你剛才說那個判決是指…?」

「任何一個判決,任何一個判決都不宜。即便你鐵證如山,你法官都不宜講出我是絕對正確的,你都要容留那個錯誤的可能性,那個是司法的謙抑。我們常常講法官在做神的事情不就是這樣嗎?你看起來是對的事情,你也只能放在心裡,而不能出來講說我一定是正確的。法官不語裡面一塊就是說--法官對他的判決,一旦判了以後,就交給神,交給程序去做後面的處理。我的對錯是後面的人評價、是外面的評價,理論上應該節制自己不要自我評價,否則會變成一個情形:你的判決被撤銷、改判了,你一定會指著別人鼻頭說那個人做錯了。那我們的審級救濟跟除錯機制的功能在哪裡?它整個功能就是認為犯錯是必然的,很多的設計防止它的錯誤,我們稱為防錯機制。整個制度的設計就是在這種對司法的正確跟安全的期待,我講期待喔,我們這個正確跟安全是不一定被落實的,在這期待底下,你要有一些規範去避免那個案子的錯誤造成的災害,因為很多案子的災害是非常嚴重的,這不用我多說了,對個人家庭事業都有很大的影響,那更不用講,死刑案件。」

 

明白極限的人

作為一個專業的法律人,羅秉成深明一個錯誤的判決會對他人的人生壓上多麼巨大的重量,他說:「我的理念很簡單,我做一個法律人,不能冤枉人這件事情是沒有商量餘地,就不能冤枉人,就這樣。所以我認為法官最大的天職就是不能冤枉人,而不是把壞人關到牢裡去,那是次要的。他最重要就是不能冤枉人,他要避免把無辜的人關到牢裡去,這是法官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層。你不能只期待法官這樣做啊,你要幫忙法官不要犯這種錯,所以才會有律師檢察官這種制度、這種對立、這種程序的透明公開,辯論,詰問。」

「然而,還是會犯錯!」羅秉成鐵口直斷般地說。而這時就要有所偏執:「就是說可能有人會放棄,但假設你的嗅覺是對的,還有要帶一點直覺,那個案子冤不冤,還是有點直覺在裡面。我講的就是那個鼻子不一樣,有人聞不出來,比如鄭性澤的案子。娟芬不是第一個看過這案子的人,但前面看到案子的人有些人不以為怪啊,但她就看出來這案子有問題,而且是少量的資料。」

偏執、直覺…等等,感覺不太是講究科學辦案的時代法律人該講出來的東西,但從羅秉成口中講出來,卻自有一種痛快。明白了法律有所極限,但是卻不會令人絕望。要說為什麼的話,那是因為羅秉成的話語中,有著對正義的堅定信仰。鄭性澤離開看守所後第一次開庭時,羅秉成在法庭上公開邀請被害人家屬及委任律師一同到法院來尋找真相,認為唯有真相才足以告慰被害者們。這句話除了有部分是希望照顧被害者家屬之外,也顯示著他對於真相的堅持:「因為檢察官提起再審的經驗比較少啦,那你檢察官認為他無罪,替他提再審,啊我辯護人認為他無罪,我們兩個就沒對立性啦,那時就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說被害者家屬對這案子的想法是什麼?我們那時有在留意這件事情,那那天的庭討論的是什麼?討論是說他能不能請律師,家屬請了律師能不能參與這案子扮演一定角色?包括閱卷、講話、陳述。」

而事實上,或許有些人不知道的是,由於殺人是公訴罪,當時是由國家起訴鄭性澤,被害人家屬並沒有正式提告,能否在法庭上行使告訴人的權利其實是有待商榷的。羅秉成告訴我:「因為檢察官已經站在被告的位置了,這法庭如果沒有反對的聲音會變得很怪,也不一定能讓真相真的出來,所有真相都應該在被挑戰跟檢視下才有意義。所以那時候我的認知是說被害人家屬應該有了解真相的權利,所以那時候辯方要他可以請律師、要他的律師可以閱卷可以發言,我們都同意,甚至也希望法庭給他們這樣一個地位,甚至我們邀請他來法庭檢視這樣一個案子。」

曾任冤獄平反協會的理事長,羅秉成說冤獄和其他案子不同,因為它已經被判決確定了,所以任何一個參與司法角色的人都應該有責任坦然面對:「所以它是一個協力。就是說大家互相來幫忙,看我有沒有弄錯,比如我平冤會救的案子我也不敢講每一個案子都一定真實無辜,沒有人有這樣的一個把握說絕對是冤案你才救,也沒有這一回事可言啦!它當然有風險。你救的案子如果一定要絕對正確除非你是神啊,我也不可能絕對正確啊!」

聽到這裡,我有些震驚:那個法庭上如盔甲武士的羅秉成居然會這麼說,卻又想起他剛才提到蘇案時說的所謂司法的謙抑。他哈哈大笑說:「我常講的就是救錯人跟愛錯人一樣慘啊,而且會讓你整個協會的信譽掃地,所以要很謹慎,只能說也要避免錯誤。我們現在指著說你給人家判錯了,也有可能有一天被人指著鼻子說你救錯,那應該反問自己的是說,你在救的過程裡面,除了你的態度跟投入以外,你用什麼樣的客觀性審視這案子?而不是一定認為這案子就是要救或有問題。所以我才會講在那法庭上,如果檢辯都認為是冤,那有一個人跳出來說他不冤,不是一件壞事,你甚至要很高興的說,還好有人反對,不會讓我們一頭就栽進去,只找那個無罪的原因,沒有去看那個可能有罪的嫌疑。」

 

無罪的意義

對立與協力,在羅秉成眼中不一定相互衝突,他說他相信真實的發現通常是靠對立而來,而整個訴訟制度的構造也是為這件事情存在,說著,他兩手擺出了拳擊的架式揮動著:「有原告有被告,有一個仲裁者,在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下你們使盡本事。因為只有我們面對面,我才能夠看得清楚哪裡有弱點哪裡有罩門,你也可以看得清楚;只要我們兩個人的工具、武器是一樣的、公平的,那麼我就憑能力打,那麼你的強你的弱都會被呈現在這個法庭上,那第三者他在聽的時候他眼睛看到能下判斷。」

於是,在同樣對於真相的堅持下,對立也可能是協力。他說起之前與美國冤獄救援組織創辦人交換的經驗,在美國有一個「定罪完善計畫」,約在十四個州採行。而這個定罪完善計劃小組的一個特色是裡面成員不僅只有檢察官,還有處理冤案經驗的律師一起進行共同調查。那是因為檢察官做為公益代表人,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同時注意對被告有利不利的因素,好比在鄭性澤案之所以能夠開啟再審,也正是由於檢察官已不再只是注意對鄭性澤不利的因素了。羅秉成說:「它是在一個制度化的情形下,讓所謂檢察官的自覺,不會流於個案,也就是這案子有自覺那案子沒有。它已經制度化。台灣在這兩年我們的鼓吹底下也改變,現在高檢署有一個類似美國定罪完善的計畫。」

那麼,鄭性澤的無罪判決所帶來的意義是什麼呢?是不是代表著在過去許多人的默默努力下,不只法界,連社會大眾都成熟到某種程度?羅秉成說:「這樣的理解沒有偏差,我也願意這樣理解。就是說當然現在司法普遍不被信賴,有諸多原因啦,但我算局中人,我做了二十七年律師,我知道二十七年前我剛進來做律師的環境是什麼,司法的環境,判決的品質,我知道。而二十七年後的我,也知道。

那你說用歷史的縱深來對比,個人的職業生命經驗,我可以告訴你,進步很多,而且這是理性文明的勝利,我們沒有流太多血或是經過太嚴重的抗爭,在民主化之後司法改革的成效是有的,那為什麼不信賴?因為大家的期待還是很高。司法本來就比較不太容易真的滿足大家的期待,它跟政治跟其他領域不太一樣,甚至某種情形說要有高支持度對司法信賴這樣的民意調查,可能也不真切啦。所以我常講,維持那個不滿足感不是一件壞事,我是不是一定要衝高司法信賴度的民意調查?不要去追逐那個,那個是幻覺。」

這句話乍聽之下,似乎有著對民眾的不信任。但是倘若一路聽羅秉成說來,便會理解那不是對民眾不信任,而是做為一個專業法律人,他太知道法律的極限在何處,而他就在那樣的極限之處戰鬥了二十七年,在每一次的冤錯救援中呼喚真相、呼喚司法的謙抑。在鄭性澤案一次非常上訴被駁回的時刻,那是下著大雨的午後,羅秉成寫了一張短箋給夥伴們--

 

昨午後作大雨,最高檢駁回鄭案非常上訴通知,驟至。

失望就留在昨雨。

請各位再奮起!

 

那就是羅秉成,比大多數人都更知道法律的極限,卻也比大多數人都更相信法律中助人的可能性。無論那是天真,抑或是他口中的執念,走過蘇案與鄭案,在漫長的平冤路上他終究未被挫折擊敗,而仍有豪情在心。
李昀修/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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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坐著?還不快去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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