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教育,救冤案--那三位聲援冤案的老師

  • By Stand Media
  • 06 Dec, 2017
文︱王士誠  
台中女中「福爾摩斯上法庭」課程的法醫昆蟲學上課實景(圖片提供/劉姝言)
「冤案有同質性,比如許多本來以為是事實的事,可以被證明不是那樣。就像科學史上,許多曾經的定理被推翻,發生過很多思想變遷。」言下之意,既然事情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往往有不同樣貌,那麼唯有學習不同領域的思考方式,才能幫助我們不受限於單一角度,造成缺失。「科學的事還好,做錯了可以重做。刑案就不一樣了,刑案現場不可能重現,沒有了就是沒有了,還往往牽涉人命!」阮老師說。

在台灣,所謂「文組」與「理組」,似乎總是隔著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彼此對於溝的那一邊,雖然也不是完全沒概念,但總覺得對方「不是一國的」,甚至還互相瞧不起。不過,台中女中有一位公民老師在課堂上講起了鑑識科學,而中興大學有兩位物理系教授想方設法要拿刑事案件來談科學思考,再不然就是找律師給自己的學生演講。對他們來說,文組理組的溝根本就可以跨來跨去,毫無問題。

讓這三位老師跨界的,其實不是什麼文組或理組的知識,而是某些共同的想法。比如,對鄭性澤案的想法。

 

公民課講鑑識,帶孩子走出溫室

那位大談鑑識科學的公民老師,是劉姝言。

跟學生講科學,看來是要提倡理性思考?事實上,劉老師想談鑑識的起因一點也不理性--是驚嚇。

「我之前就知道蘇建和案。後來冤獄平反協會在二○一三年第一次辦『平冤論壇』,我就去參加了,當時談的是DNA鑑識議題。二○一四年,我又參加平冤論壇,聽到了陳龍綺案。」講到這兒,劉老師瞪大了眼睛:「我很震驚。你相信嗎?那明明是一個有科學鑑識報告的案子,還能變成冤案!我就想,沒做過科學鑑識的案子又如何?越想越毛骨悚然。」

二○○九年,陳龍綺與兩位男姓友人在租屋處喝酒,找了兩位小姐作陪。後來,陳龍綺提早離開,去接太太下班。當晚,小姐們報案稱自己被在場的男士性侵。警方在其中一位小姐身上採到了混合型的精斑,鑑定結果是「不排除」混有陳龍綺的DNA--反過來說,警方也不能確定陳龍綺的DNA在不在裡面--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陳龍綺有性侵行為,法院卻以這個不確定的「證據」判了陳龍綺四年。後來,律師們向法院聲請再審,法院便要求再做鑑識;鑑識人員使用當年未能使用的新型DNA檢驗技術,確認精斑中沒有陳龍綺的DNA。顯然,過去的判決是誤判,全案於是開啟再審,最終在二○一四年得到平反。

「司法本來就有系統性風險,一定存在誤判。我身為公民老師,不做點什麼,心裡過意不去。」劉老師說:「我就想,來推課程吧。但我一個人肯定沒辦法,要找人合作。所以我先辦演講,請校內對冤案有興趣的老師一起來聽,特別是請自然科的老師來聽,讓他們瞭解這個議題。」很順利地,有幾位自然科老師願意加入課程。

劉老師與夥伴們先辦了暑期營隊,算是熱身。二○一五年,他們與中一中,以及廢死聯盟、哲學星期五等NGO合作辦理「高中生認識司法實務營」,講鑑識科學、冤案、死刑、酷刑、被害人支援等司法議題。「學生們反應很好,很多人都說對鑑識和冤案印象深刻。所以我就更確定,放進正式課程裡一定可以。」從二○一五年至今,營隊持續辦了三年;並且,劉老師也在台中女中開設了跨領域課程「福爾摩斯上法庭」。

「比如說,今天我在課堂上講陳龍綺案,生物老師就來上課,講DNA鑑定是怎麼做的。」如果可能,自然科的老師們會帶學生做相關實驗。劉老師的團隊裡,自然老師的類科相當多元:「我們有兩位生物老師、兩位化學老師、兩位地科老師。」而文科的老師也是跨領域的,除了劉老師自己教公民以外,還有一位中一中的輔導老師、一位豐原高中的英文老師。

之所以要組成跨領域團隊,除了是因應課程實際需求外,也是希望能用不同的角度給學生不同的刺激。「有人說中女中的學生是溫室裡的小花,從小接觸的環境比較單純。上這個課,透過不同的學科看到不同的世界,是讓她們走出溫室的方法。」劉老師說。

 

跨領域思考之必要

關於人要走出溫室這一點,中興大學物理系的阮俊人、紀凱容老師深有同感。阮、紀兩位老師,與劉老師本是網友,在一個討論時政的論壇上相識,後來相揪在台中的魚麗人文共同廚房一起吃飯;這一揪,不只揪出許許多多頓飯,也揪出一系列課程。

「一般大學裡,各專科的分際都很明顯,我們物理系之前有教授對著外面來交流的歷史學者說『歷史有什麼好研究的?不都是發生過的事?』這就是只看到自己的領域。」阮老師說:「我要開『科學方法與實務』的課,有化學系的老師說,你只能開『物理方法與實務』,不能代言化學。大學反而無法像高中那樣開跨領域的課程,讓學生看到不一樣的事。」

阮老師邊說,紀老師邊點頭:「我同意阮老師說的。人自己原來的世界都很小,學生當然也是,但只要有人幫他開了一扇窗,就可以變大。我學的是生物,現在卻在物理系教書,本身就是個跨領域的人,上課時也常常跨領域,希望學生把這樣的思維放進他們的日常。」因此,阮、紀兩位老師知道劉老師的跨領域公民課之後,總是幫忙找資源、籌款項,時不時還自己跑去聽課。

但到底為什麼一定得跨領域?專精一門學問不好嗎?研究科學史多年的阮老師這麼說:「培根是科學家,也是法官。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早期許多參與法律事務的人有其他素養;像培根是重視證據的人,證據的思考就會滲入他的法律觀點。」進一步,阮老師說:「冤案有同質性,比如許多本來以為是事實的事,可以被證明不是那樣。就像科學史上,許多曾經的定理被推翻,發生過很多思想變遷。」言下之意,既然事情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往往有不同樣貌,那麼唯有學習不同領域的思考方式,才能幫助我們不受限於單一角度,造成缺失。「科學的事還好,做錯了可以重做。刑案就不一樣了,刑案現場不可能重現,沒有了就是沒有了,還往往牽涉人命!」阮老師說。鄭性澤是怎麼被冤枉的?點擊瞭解  )

 

以教育聲援冤案

話鋒一轉,阮老師批評起警察來:「警察通常是一個權威,一般人怎麼可能挑戰?這是體制的問題。就我的經驗,警察從來不認錯!司法還有認錯的例子,警察卻沒有。鄭性澤的案子,他們也是這樣。」事實上,阮老師小時候,父母投資失敗,面臨牢獄之災,當時警察對爸媽的百般刁難,阮老師都看在眼裡,「所以長大後,我常常懷疑政府,成了刁民!」阮老師大笑。刁民可能是半開玩笑,而大學時的經歷,卻紮紮實實影響了阮老師的人生觀:「我大學時去育幼院服務,陪小孩。育幼院裡什麼背景的小孩都有,我看到了很多不同來歷的人、很多不公義的事。」

對政府的懷疑,轉為對不公義的注目,最後具體化成對冤案的關切。「所以我想,即使不是遇到劉老師,我也會被冤案吸引,會做點什麼。」阮老師說。而目前,身為一位大學教授,他選擇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為劉老師的課程帶進資源;並且,以冤案為例,告訴自己的學生凡事不能只看一面。這點,紀老師也是一樣:「今年我到國際事務處做行政。冤獄平反與死刑,是全球性的議題,可以跟全世界合作,所以我在找機會,想用國際處的資源來做點事。學生有各自不同的背景,我希望他們能看到他們各自的不同,走出自己的科系。」

「只依自己背景做事、不質疑自己的人,很容易走偏。」阮老師接過紀老師的話:「我們的教育制度一路分流,不讓不同背景的人混在一起,這會出大問題。我認為,年輕時就要讓學生混合,趁腦袋還沒硬化,才能接受不同的事!」

兩位教授不愧是教育工作者,話題最終還是回到教育。或許有人會想:不是在講冤案救援嗎?扯到教育願景,會不會太遠?但別忘了,他們用實際行動在支援劉老師的公民課程,那是落實願景最踏實的一條路。這條路的方向是什麼呢?很明瞭,就如劉老師說的:「我開課的原因之一就是告訴學生,你要判一個人刑,總得說服人吧?而且,要說服跟你不同背景的一般人才行!」

在教育崗位上,做著教育的事。這是一群教育工作者聲援冤案的方式,純粹而根本。

王士誠/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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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鄭性澤平反了、無罪了,這就是  happy ending 嗎?我覺得還不是。司法上平反了,社會上的平反更是一段艱辛的路程。不看判決、只會嚷嚷「無罪不代表不是他做的」這種人一直都在,一旦被抹黑了要洗白,在別人眼光中卻總是灰的。我們必須要持續地講鄭性澤的故事,要讓更多人真心認同無罪判決。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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