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要相信我!-司法幫得了特教生嗎?

  • By Stand Media
  • 16 Nov, 2017
口述︱施宜昕.文︱李庭芝  
圖片來源︱Flickr Creative Commons 圖片作者︱Sylvia Westenbroek
宜昕認為,即使失敗了,這件事對浩浩來說仍是非常重要的,浩浩在整個陳述的過程中,不斷反覆地說著:「法官,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他想要證明自己沒有說謊,而這是第一次,在整個司法的過程中,有一個人真的去傾聽他在說什麼,而不是認定他是智障,就直接放棄溝通。

(編按:本文成於 2016 年 5 月)

南部某啟智學校長期體罰學生浩浩,趙姓老師甚至把浩浩鎖在廁所裡打;浩浩表示要報警,老師竟回「你憨憨,你說的話沒人相信」。

老師這句話,幸好沒有全面成真。監察院經過調查,相信了浩浩的話,糾正了校方、教育部(註)。

但也真的有許多人不信浩浩的話,比如檢察官。

人本基金會執行秘書施宜昕律師陪著浩浩和媽媽走過司法流程,對此再清楚不過。

「我那時候打電話給媽媽,跟她說,其實浩浩在面對檢察官的過程中,他一直想要說,可是他說的所有話都被檢察官認為是不可採的。我覺得有沒有一個機會,縱使是最後一次,我們會要求法官一定要傳浩浩出來,至少這次讓他在法庭中,能夠有好好把事情有說出來的機會。」宜昕說起去年與浩浩母親的對話。

檢察官認定浩浩受限於智能障礙,沒有能力做出完整陳述,因此對案子做出不起訴處分,之後媽媽提起再議也被駁回。

司法上的最後機會是越過檢察官,向法院提出交付審判。

「媽媽到交付審判期限的最後一天才跟我們講,其實她已經覺得不想再鬧了,因為她說這件事情對浩浩很傷害的地方是:不起訴之後,浩浩在學校遇見趙老師時,他就會用挑釁的眼神看浩浩,好像是在說:『你看,你就是個說謊的人,我沒有罪啊!』那種眼神對浩浩來說是很大的傷害。媽媽覺得她沒有辦法再承受,司法這樣一直走、一直失敗,導致浩浩覺得沒有人會相信他的話。」


▶ 從害怕到了解

但與宜昕通過電話後,媽媽為了浩浩,決定還是放手一搏。

「接著就開始進入程序了。因為有去閱卷,對這個案子就有更多的了解。寫狀子或是看書去寫東西,對我來說不難。可是那都是我想像出來的事實,看到診斷證明書、透過當事人之前跟張萍的一些訪談對話,我可能可以建構出一個事實,然後把事實寫出來。

可是對我來說,真正困難的是,我沒有真的跟他見過面。在以前的辦案經驗中,沒有跟當事人見過面,其實我都會覺得有點空空的,還是會想說直接見面,直接談一些事情。但我又很擔心,我不確定這個孩子給我的東西,會不會讓我更無法清楚案情。」宜昕說。
宜昕與多數人一樣,很少正面接觸到智能障礙的孩子。面對如此不同的人,我們的直覺反應往往是害怕:我會不會說錯什麼話?我會不會無法跟對方溝通?除了學術文章外,也很少有資訊可以教導我們該如何與這樣的孩子對話,彷彿暗示我們去嘗試這樣做只是徒勞無功,也沒有意義。

但,意義是從我們真正與他們對話的那瞬間發生的。

「隔天南部辦公室的詠晴去接我,我們跟這對母子約在法庭的休息室。那浩浩一走進去的時候,就一直跟我講說:『老師怎麼在這裡!老師怎麼在這裡!』我說不可能啊!開庭前我還特別跟法官說過不要傳老師。

後來我去問庭務員,他說是他們兩個分開前後,老師先開完就先走,我們再進來。可是那時候浩浩已經看到趙老師,所以他整個情緒是有點激動的,有點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那種感覺。

那時候媽媽在跟詠晴講兒子最近的狀況,想要讓我們了解,浩浩在旁邊就是非常焦慮,不斷地講怎麼辦、怎麼辦,有沒有把什麼資料給檢察官之類的。我記得他那時候沒有跟我們對話,他的視線一直看著他媽媽。後來我就覺得,反正那邊有詠晴照顧著,於是我就有點類似蹲在浩浩面前,聽他在講什麼。

他問媽媽有沒有帶資料,我就回答有,要給法官的資料她都有準備,我這裡也已經有哪些資料。他問什麼,我就盡量答覆他,有的時候他會講說老師怎麼打他,去描述那個場景。我就會說:『老師這樣打你喔!那時候你一定很害怕!』之類的話,然後我告訴他今天是法官開庭,不是檢察官,『你一定要把事情講清楚,今天很重要,如果法官有問你,你一定要講。』

這樣對話了一陣子之後,他開始跟我問說以前的律師怎麼沒有來,我說律師現在在忙別的事情,所以換我,就是用很彆腳的台語跟國語交錯地跟他說話,要他不用擔心。接著突然,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就這樣講了一陣子之後,我覺得他才突然『看到我』,就是他突然,眼睛跟我是相對的,他是有看著我眼睛講話的。

我覺得那個是很神奇的,我之前也不知道該怎麼應對他,也不確定這樣講有沒有用。我那時候心裡的想法有點像是,好像人家在講話,沒有去回應有點不禮貌,人家講話你總是要回應他。我覺得他應該有很多、很多情緒需要被照顧,可是那時候媽媽無力去照顧他的情緒,既然我們那麼多人去,我就去跟他說話,雖然我也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幫到忙。」

宜昕也坦言自己還是會有點害怕,但是她說:「當他把視線轉過來看到我的時候,就感覺不怕了。就好像有個線路接住了,你知道剛剛講的東西,他其實是有聽進去的。你可以感覺到他懂你的話,他是有種信賴你的感覺,才會願意真的跟你對上視線,然後直接把他的問題跟你說。我不確定他到底知道多少,但是我就是把他當作一般人,我就是去想我今天會跟我的當事人,尤其如果他是個小孩的話,我大概會怎麼跟他解釋,如果他想知道的話。」


▶ 是方法不對,不是不能溝通

原本這個案件之所以是不起訴處分,有個重要的關鍵是:檢察官一開始就認定浩浩的話不可信,在做筆錄時也沒有考量他的情況。比如說以浩浩的情況而言,他沒有絕對的時間感,沒辦法清楚指出昨天或前天,也不是用哪一年、哪一天這樣的概念來記憶事情。可能必須要用對比的方式,像是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大概是在哪件事情前後,他才會知道你在問哪件事。然而檢察官卻在訊問的時候頻頻追究幾月幾日,甚至會一次拋出好幾個問題,也不管他的思緒能不能處理得來,讓浩浩陷入混亂跟焦慮,再據此認定他無法清楚陳述。

當時的律師提出要傳喚一位心理諮商師,來協助浩浩的陳述。這位諮商師從事發之後就一直陪著浩浩,對於要用什麼方式或語彙來和特殊生溝通也非常熟悉;要讓浩浩做出清楚陳述,這是極有幫助的。但是檢察官卻以「諮商師與案情無關」為由駁回。

後來,宜昕提出交付審判的聲請,也希望法官可以直接傳喚浩浩為自己的遭遇作陳述,也傳喚心理師在場協助。

「後來這個法官直接對浩浩說話,問他說今天是怎麼來的。其實我那時候沒聽到他回答什麼,可是浩宇那時候從頭到尾就是安安靜靜地坐在後面。以前我們會預想說,這樣的小孩不受控制什麼的,老師非得要用傷害、體罰的方式去壓制他。可是他在現場是乖乖地坐在法庭後面。

法官問他說:『你怎麼來?』

他說:『摩托車,媽媽騎摩托車。』

法官一直問他下次要不要來,浩浩不是那種說話很大聲的,所以他很小聲的回答了法官問題,我其實聽不太到他說什麼。詠晴坐在他旁邊,後來她說她有聽到浩浩回答得很清楚,法官的問答他都有回答,而且有對應到。

後來法官當庭跟我說,下次確定會傳他,會找一個比較安靜、像少年法庭那種圓桌形式的場地,讓他不會那麼有壓力,可以好好陳述,也請我幫忙聯繫那個心理諮商師可能的時間。」

幾個月後,浩浩終於在交付審判的合議庭上,清楚地說出自己的遭遇,包括是如何被老師攻擊。諮商師也說出自己這段時間陪伴浩浩時,所看到的事情以及診斷。遺憾的是,最終交付審判的聲請並沒有成功。法官並沒有直接表明浩浩的說法不可採,但也沒有其他的佐證可以證明浩浩的說法。


▶ 他只是希望像一般人那樣,被傾聽

但是宜昕認為,即使失敗了,這件事對浩浩來說仍是非常重要的,浩浩在整個陳述的過程中,不斷反覆地說著:「法官,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他想要證明自己沒有說謊,而這是第一次,在整個司法的過程中,有一個人真的去傾聽他在說什麼,而不是認定他是智障,就直接放棄溝通。

「這個法官有一個很不錯的點就是,他願意至少讓浩浩有機會去陳述。他想要聽聽看這個孩子真的說了什麼,先聽了,再來判斷這在法律上的證明程度有多少,我可不可以因此去推翻這個不起訴處分。而不是直接就︱譬如說那時候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書就說,因為他的智障,陳述能力不佳,直接就認為他的證言不可採。

浩浩跟媽媽要離開的時候,直接衝過去法官面前,想要跟他握手。浩浩很開心,握手,一直跟法官講說:『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然後他也跟法官助理握手,最後離開的時候,他也跟法警握手。他真的是一直到處跟人握手,很開心、很開心,就是跟著案子這麼久以來,我真的覺得,他那一天離開的時候,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註: 經高鳳仙、江綺雯、蔡培村三位監委調查,監察院於二○一六年一月十四日,通過糾正案,就浩浩的案子糾正該校及教育部國教署。

施宜昕/人本基金會執行秘書.李庭芝/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分享這篇文章:
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鄭性澤平反了、無罪了,這就是  happy ending 嗎?我覺得還不是。司法上平反了,社會上的平反更是一段艱辛的路程。不看判決、只會嚷嚷「無罪不代表不是他做的」這種人一直都在,一旦被抹黑了要洗白,在別人眼光中卻總是灰的。我們必須要持續地講鄭性澤的故事,要讓更多人真心認同無罪判決。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More Posts
Share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