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謝師變得複雜,逃逸就是必然

  • By Stand Media
  • 06 Sep, 2017
文︱李昀修  
攝影/曾宥渝

當老師們同氣連枝的豎起傳統大旗,配上時不時的幾滴眼淚與幾聲嘆息,還有從一進學校就耳提面命地告訴學生目前的系所處於多麼艱困的情況而從前又是如何如何從始終如一的迫害中存活下來的,你就會發現每年每年新進來的學生是多麼容易濫擲自己的良善以挹注師長心中的匱乏,甚至將其昇華為某種信仰。

而又,在看見每屆每屆畢業的學生們如何與老師反覆爭執,進而逐漸地發現從前被告知的真實其實並不可信時,我們羞赧於從前的自己竟如此相信那一切。當時身處其中的大多人都在詭異的日常相處中學會了辨識怎樣的人是值得感謝的,又怎樣的人是一直拿著教師或者助教等身分來模糊學生的感受,進而索求那些他們不應得的感謝與尊重。

「○○老師之前晚上還來到教室把我的浮雕抓過去,告訴我哪邊可以再低一點,讓那個立體感跑得出來。那時候嚇到,想說啊不是下班了怎麼還跑回來?」

「顧展覽的時候他也常常來看,看到他就感覺滿溫暖的。」

「嗯,多虧一開始是他帶的,聽說後來接手的老師都說我們基礎打得很好。」

談到這裡,往往是沉默的開端,我與朋友倆倆相望,實際上眼神並不是投注在對方身上,而是投往遙遠遙遠,已不再是哪個他方的記憶裡。類似於此的對話已經在我們畢業、甚至就學期間就已經重複多次了,而每次每次得到的結論也都相同—相同的遺憾、相同的不滿、相同的嘆息、還有還有,相同的想念。

 

逃逸的路線

 

我與朋友是沒有謝師宴的一類人。

雖然聽起來有點大逆不道,但仔細想想,國小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然後不算研究所還要幾年,從這個時代大多數人共通的求學歷程來看,接觸過的老師可能有上百位。當然在這些過程中我們有可能會遇上非常非常好的老師,但也可能踩到地雷,遇上某些一踏出校門後(或者在踏出校門前已經…)就再也不想跟他碰到面的老師。如此說來,謝師宴的舉辦與否,好像也沒那麼的必然。

說到這裡應該挺容易猜的,雖然其中還有諸多說來複雜的原因,但最淺顯易懂的理由是,我們最想對他說聲謝謝的那位老師,早在畢業前數年就過世了,而未過世的幾位,也早已離散各地。

至於其他老師?想到就頭疼。說的客氣點,是和老師們不親近,說的直接點,是我們共同見證了一個系所的起落,親眼見得成人世界的分裂與鬥爭,還有這些分裂的餘波如何影響了學生的在學生活,乃至於謝師宴等等在和平時代仍會出現的儀式付之闕如。一直以為是當時已經鬧僵了,所以才沒有舉辦謝師宴,而直到多年後隨口談起,我才曉得即便情況尷尬,同學們仍然曾經試著邀請過老師們,但卻被毫不猶豫的拒絕了。

這樣的情況挺妙,明明無論是老師或學生都不期望這場謝師宴了,為何還要特意去邀請呢?

一位朋友說:「不能因為我們不想就不邀吧?還是得禮貌上的去說一下。」

而我問另一位當時前去邀請的同學,被拒絕當下會感覺失望嗎?他說那時還算年輕,被拒絕還是會感覺可惜與難過。

「大約三秒吧。」

隔著螢幕,彷彿能看到他敲下這幾個字時不由自主地聳了聳肩。

實際上,對於不用舉辦謝師宴這件事,更多的人感覺是如釋重負。在數年後我們學會了一個新的詞:情緒勒索。才發現那幾乎便是我們的求學日常。

而其實那遠遠比想像中的容易--當老師們同氣連枝的豎起傳統大旗,配上時不時的幾滴眼淚與幾聲嘆息,還有從一進學校就耳提面命地告訴學生目前的系所處於多麼艱困的情況而從前又是如何如何從始終如一的迫害中存活下來的,你就會發現每年每年新進來的學生是多麼容易濫擲自己的良善以挹注師長心中的匱乏,甚至將其昇華為某種信仰。

而又,在看見每屆每屆畢業的學生們如何與老師反覆爭執,進而逐漸地發現從前被告知的真實其實並不可信時,我們羞赧於從前的自己竟如此相信那一切。當時身處其中的大多人都在詭異的日常相處中學會了辨識怎樣的人是值得感謝的,又怎樣的人是一直拿著教師或者助教等身分來模糊學生的感受,進而索求那些他們不應得的感謝與尊重。

畢業後許多年,這個話題仍然是我和朋友們聚會時不由得拿出來說上兩句的。這些話題之所以被重複的交織的不斷地談論,我想那是因為大家仍對此疑惑與感嘆。那些日子的經歷硬是打開了我們的新視野,發現師與生的相處原來可以如此複雜,乃至於該說甚麼不該說什麼全都成為一種帶著政治盤算的行為。謝不謝師?謝誰?誰不該邀請誰又該邀請到最後全部一盤打翻完全不須舉辦,在這過程中感謝的部分其實微不足道,更多的考量是我們如何安然地畢業,如何在畢業前無須走進辦公室裡去負擔任何多餘的,老師們的情緒。將謝師宴的舉辦與否交由老師們決定,其實是我們做為學生為求生存而製作的逃逸路線。

 

脫北

 

用逃逸形容並不誇張,我們的確竭盡全力去避開那些無所不在的地雷區,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遠離,將自己縮小至他們連潛意識都不會提及你的地步。而那段時光的本質其實存在於某個詞彙中。

脫北者。

從字面上的意義來看,是成功脫離北韓的人,然而更重要的是字面底下透露的訊息—-對於世上可能是最封閉最瘋狂的政權,與它那不斷堆疊的謊言的背離。

有一本書叫《我們最幸福》,書寫的正是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裡頭金日成對於維持政權所下的功夫實在五花八門,除了每個家中發放領袖的頭像並檢查有沒有維持整潔、在領袖生日時配給難得的肉品或糖果,他們甚至重新建構了整套歷史,不只用來說明金日成在歷史中的卓絕地位,更用以強調北韓人民在民族上的卓絕。

而此外,金日成也懂得讓自己出現在人民面前的形象像是位受到尊敬與愛戴的父親,壁畫中的他往往被一群臉頰紅通通、眼神充滿孺慕之情的孩子包圍,而電視台永遠報導著在金氏父子的指導下國家如何如何繁盛,產量如何如何的高。而當「偉大的﹂金日成死去的消息傳遍全國的那刻,一名在平壤就讀大學的優秀學生與其他同學坐在地上,將頭埋進手裡不讓人看見他臉上的困惑,他環顧四周,發現自己是唯一沒有哭泣的人,而若是被其他人發現他沒有哭,不只是前途,甚至是他的性命都可能因密告而受到威脅。

然後他發現,如果一直忍著不閉眼,久而久之眼睛就會疼痛流淚,最後他真的哭了,痛哭咽嗚,就像其他人一樣。

「沒有人比他更聰明了。」

作者在句尾寫下這麼一句短評。這是段令人渾身顫抖的描寫,透過一個人的死亡,這名北韓學生從質疑與醒悟到最後重新相信(或至少令自己假裝相信),是多麼複雜的求生行為,而誕生出這樣複雜行為的,卻又是北韓本身的特殊性—封閉、獨裁、恐怖與本質上的謊言。

而這其實並不遙遠,僅僅數十年前臺灣人就普遍處於類似的處境中。即便今日走到了相對民主且開放的階段,類似的情境-若你已能夠辨識-也仍舊以小規模的方式不斷重複上演。

身分遮掩了謊言,道統成為強索敬愛的藉口,那些從中逃逸的人在我看來某些部分與脫北者是重疊的--我們都經歷過了一種歷史性的謊言,也都在分裂與自我質疑中的痛楚中長出了一種銳利的視角,用以穿透大至金日成「共和國永遠的主席」,小至林林總總的謝師活動裡蘊藏的荒謬。越複雜的往往越虛假,謊言之所以能夠生存就建立在那些層層疊疊的複雜儀式中。

 

送行

 

在沒有謝師宴的情況下,我們就這麼畢業了,幾年後在山中接到了當年抱病歸鄉的另一位老師過世的訊息。葬禮的前一晚,我搭夜車南行,與幾位已約好要出席葬禮的朋友寄住於其中一人的家中,隔日天猶未光便數人擠一台車,幾度尋路不著後,終於在一大片蚵田附近找到了老師的家。來的人多的超乎想像,許多同學、學長、學姐乃至於僅僅與老師相處過一學期的學弟妹們皆相繼從北部搭車趕來。我們依序捻香祭拜,目送棺木遠行。

就像在幾年前,同樣的一群人,同樣的,我們聚集在一起為另一位老師送行。

回程的路上,人隨著車身的起伏晃動,下午的陽光讓人昏昏欲睡,從喪禮歸來後的我們心中像是放下了什麼東西。這並不像是以前知道不會有謝師宴後那種放下重擔的感覺,而是那些來不及說的思念與感謝如今終於找到了機會,在那個捻香的時刻可以被訴說,可以好好地放在它該在的地方。

那是迂迴的、我與朋友們的謝師經驗,喪禮送別的那刻才是我們真正謝師的時刻。因為當時的我們已經明白了怎樣的行為是以愛為名的暴力,而那些暴力又如何在層層疊疊的謊言中被扭曲成另一種面孔。我們都知道事情是如何變得複雜,但也明白了這一切都可以很簡單。謝誰或不謝誰,重要的都不是那個「師」,謝的其實穿透了「師」這個字的背後,那些真正曾經在生命中幫助過你的人。儘管或許仍有所缺憾的是沒能謝到該謝的人,但無所缺憾的是,沒謝到那些不該謝的人。沒辦謝師宴或許是幸運的,至少我們沒有浪擲那些感謝,即便那將會埋藏在心中很久很久。

王士誠/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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