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罪,歸於人--鄭案迢迢返家路

  • By Stand Media
  • 30 Oct, 2017
文︱李昀修  
埋藏了阿澤故事的菜市場一角(攝影/李勻婷)

先推出一位兇手,再為這個「兇手」量身打造證據。自白、目擊證詞、鑑定報告,國家創造了一齣殺人犯罪,但這齣犯罪裡,兇手是個站錯了舞台、穿上不屬於他角色戲服的苦命人,演了一場最悲的悲劇。

但這只是悲劇嗎?奪走無辜他人的人生,算不算是一種暴力?甚至我要問,這算不算是一種罪?

你進去過看守所嗎?

那是個大多數人來說,一生都與此無緣的地方。然而在因緣際會的情況下,鄭性澤案的救援者們領我走了一趟台中看守所,跨過玫瑰紅嵌金字的入口石牆之後,一切頓失色彩,灰色的建築本體、灰色的水泥、灰色的磨石子桌椅與灰色的囚服。而被夾在其間的,是人類灰色的靈魂與呼吸。

 

始於罪

或許話說從頭,二○○二年,在台中豐原的十三姨KTV發生了槍擊事件,警方到現場後與包廂內的某人互相開槍射擊。槍戰的結果是,一名蘇姓員警與一名羅姓男子中彈身亡。法院認定槍戰開始前持槍射擊酒瓶與天花板的羅姓男子在槍戰最初便遭擊斃,因此必是鄭性澤在原座位向蘇姓員警開槍後又移至羅武雄的位置補上兩槍,接著再回到原本的位置。加之鄭性澤於自白書中曾承認自己開槍,即便後來在法院時他向檢察官翻供說自己沒有開槍,甚至表示自己在做自白書時遭到警方以鼻子灌水、電擊生殖器等方式刑求,法院依然於一審時判處鄭性澤死刑。

爾後,即便又經歷過數次審判,二審、三審仍然維持原判,二○○六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死刑定讞。這是鄭性澤他長達十四年的冤獄人生、五千兩百三十一天死牢生活的前一小段。

用這樣的方式來描述鄭性澤案,其實不太容易看出這為何能被認定為一起冤案。甚至連後來擔任鄭性澤辯護律師的邱顯智律師在後來許多的訪談中也曾提到,他在最初接觸鄭性澤案時也看不懂冤在何處,有被告自白,有證人證詞,有法醫鑑定報告,究竟錯在哪?

然而,深入了解案情後,他發現一切全錯了。

先讓我們簡單的從法院認定的,鄭性澤殺警的經過說起。在這個被稱為二階段槍擊論的說法中,鄭性澤由原座位向蘇姓員警開一槍,再移動至羅姓男子的座位對蘇姓員警補開兩槍。然而兇槍為羅姓男子持有,鄭性澤手上的槍根本未曾擊發,甚至槍戰中鄭性澤還被警方的流彈射到左小腿導致開放性骨折,要在短短數十秒的槍戰中迅速來回移動而地板上不留血跡,實在太過匪夷所思,但無論看來多麼不可能,這仍然成為了某些人眼中的「真相」。而這個論點於之後再審的過程中卻被完全的推翻,兩位鑑定人(分別為台大法醫研究所教授和警大教授)都認為槍手應在同一方向,連續開三槍射擊。

接著再說說自白。自白與證人證詞在鄭性澤的定罪中起了相當大的效果,但鄭性澤卻說自己是被刑求才寫下自白的。在一般的認知裡,犯人為了脫罪,說出什麼話都有可能,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如果連證人都說自己被刑求呢?

這麼荒唐的事情就真的發生了。在鄭性澤案的再審開庭中,當初的證人又再次來到法庭,其中便有兩人證稱當年自白時遭到警方刑求,而幾乎每個人都受到警方誘導式的訊問。

先推出一位兇手,再為這個「兇手」量身打造證據。自白、目擊證詞、鑑定報告,國家創造了一齣殺人犯罪,但這齣犯罪裡,兇手是個站錯了舞台、穿上不屬於他角色戲服的苦命人,演了一場最悲的悲劇。

但這只是悲劇嗎?奪走無辜他人的人生,算不算是一種暴力?甚至我要問,這算不算是一種罪?

在這場悲劇裡頭,鄭性澤被刻上殺人犯的烙印,封入看守所,絕緣於外邊的世界。死刑的定讞褪去了他身為人的社會性,成為了法務部資料夾中的僅僅一紙檔案,寫不上生命的重量。鄭性澤自此不再是鄭性澤,而是十四年之間隨時等待被簽署死刑執行令的「鄭性澤案」。

預謀殺人,那竟是國家犯下的罪行。

 

歸於人,之一

姑且先不論國家殺人,有時忍不住要想,光是為「國家殺錯人」這件事而逼得數百位平民百姓不得不花上十年八年來死命救援,其實是一件非常不經濟的事情。參與過鄭性澤案救援的,無須各自點過一輪,光平反大隊的名單中,就有廢死聯盟、冤獄平反協會、台權會、司改會、魚麗共同廚房、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人本教育基金會等團體,更遑論來自社會各個角落的資源挹注,都只為了向國家喊聲刀下留人。

而這場漫漫救援長路的起點,始自張娟芬與鄭性澤的通信。身陷死牢後的鄭性澤四處寫信求助,終於有天,信寄到了當時廢死聯盟的執行委員張娟芬手上,她開始調閱卷宗、與鄭性澤通信、拉著與廢死聯盟一同參與過蘇案的諸多救援團體跳入下一個火坑,這些過程後來寫在了《十三姨KTV殺人事件》裡,成為欲了解鄭性澤案的人最快的入門途徑。國家桿平一個人,夾成卷宗,張娟芬卻又從卷宗中疊起、拉展,重新用文字寫回一個人生命的重量,令觀者觸目驚心,從此不忍袖手。

二○一四年的十月,入秋的夜空飄著細雨,因應鄭性澤入獄前曾在夜市擺攤做小生意,救援團體在寧夏夜市合力舉辦「鄭性澤的夜市人生」,我在其中一個活動攤位中頭一次吃到了辣白菜捲,那是持續為鄭性澤探視送餐數年的魚麗共同廚房為鄭性澤所做的「鄭性澤的魚麗便當」菜色之一。此後數月,不只工作上的採訪,偶爾也因自己貪嘴而又造訪魚麗店內,在眾人不停「置入性行銷」的威力下,鄭性澤的名字居然開始出現在臉書上、出現在對話裡。只是要到看守所與鄭性澤見面,終究還像是另一個世界的童話故事。

雖然故事的開場未必都是震撼的,只是在二○一五年的八月底,同樣是雨天,隨著雷雨而來的,卻是檢察總長為鄭性澤提起的非常上訴被最高法院駁回的消息。那像是佛陀垂下地獄的那條蜘蛛絲被掐斷的瞬間,就連身處極外側的,稱不上是救援團體的我都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那是原先天真的你以為非常上訴吊著、延著那一口氣,卻突然真正能感受國家的刀已擱在鄭性澤喉頭的時刻。

傷心的時刻,《十三姨KTV殺人事件》卻現身指路,當中一段提及鄭性澤當兵前曾於花蓮生活的描述讓我與魚麗共同廚房的執行長蘇紋雯約好走一趟花蓮,身為花蓮在地人的我負責帶路,尋找鄭性澤往昔生活的足跡。然而一到花蓮才覺不妙,魚麗共同廚房的工作夥伴在短短十五分鐘的探視時間內能問出的已經不多,加上鄭性澤離開花蓮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時空差距,辛苦探聽到的線索幾乎全都落空,頭兩天的探索全無進展,就連當初念的學校都尋不著他的畢業紀念冊。一位當地的陪同友人搖搖頭:「或許阿澤騙了你們。」

而兩個憨人咬咬牙,仍然決定第三天,也是最後一天,前往僅存一道線索指向的菜市場,總是盡人事了。一早,請出更老牌在地人的家母,三人帶著印有年輕時鄭性澤照片的A4紙奔往菜市場。雖然天命不是說聽就聽得到,但唯獨這次,老天開眼。雞肉攤老闆對著灰白的照片瞇起雙眼,喃喃兩聲後,鐵口直斷般:「有捏,這有看過捏!」

三人歡喜的簡直要瘋,通往數十年前的門戶乍然開通,當時一同生活的舅媽家真正念的學校(後來阿澤本人表示是你們聽錯了)畢業紀念冊老師最要好的同學,線索連著線索,短短數小時內描繪出了一張青年阿澤的花蓮生活地圖。那是一個與殺人者、騙徒截然不同的圖像,那是一個離鄉到後山,白天幫家裡燒雞,晚上念夜校,平凡的打拼囝仔的生活足跡。

而當阿澤最要好的同學接到素不相識的我們的電話,僅憑鄭性澤三個字便火速出現在我們眼前,他與蘇紋雯對坐抹淚的瞬間是難以說明的魔幻時刻,不單是因為眼前的人從歷史中走出,更因為你同時也走進了故事裡邊,生命彼此相連,自此不再是無關的他人。

 

歸於人,之二

這趟探尋的過程說來浪漫,但本質其實有點像是還魂,畢竟國家判處一人死刑後他在社會上也就真的死了,而找回他的故事,就是生死人肉白骨的儀式。一趟花蓮行讓鄭性澤在我心中終於由一個純粹的案件開始有了血肉,然而走訪了他的過去,我卻還未曾見過阿澤本人,說來也是件怪事。並不是沒有想過去台中看守所與鄭性澤見面,但心中卻總隱隱擔心著甚麼。直到花蓮行結束後某日與曾參與蘇案救援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前輩請教過往經驗時,她告訴我:探視是一件特殊的事,有可能見了面後,你會完全的明白這個人不會做這種事。也有可能你會發現自己沒有辦法相信他。

而或許我心中隱隱問著自己的也就是--如果當我與鄭性澤見面,當我們兩個人對視的瞬間,我突然覺得我無法相信他的時候,怎麼辦?

探視前由前輩指點,終於讀懂自己恐懼的樣貌。探視當日,魚麗團隊的韡萱開車,帶我走入那棟灰色的建築物,給阿澤的便當裝在透明袋子裡,被輸送帶從一個小小的洞口送至牆後。我看著牆上叫號器紅色的數字跳動,終於也走入牆的後方。兩支電話筒,一個稱不上是桌子的磨石子小平台,眼前的窗口被鐵柵欄與鐵捲門牢牢封起,緩緩拉上後,在一大片強化玻璃的後方,是拿著話筒與我們打招呼的鄭性澤。

看到他的瞬間,我確信了。

他沒有殺人。

那是比體感更短的十五分鐘,對於僅聞其名而實際上是初次會面的我,阿澤以連綿不絕的冷笑話招待,話題流轉,從花蓮的變化聊到烤雞的用具,一旁的韡萱回程中表示,這兩人像是在用暗號說話一樣。

而我清晰記得的是,在十五分鐘的時間快要結束前,阿澤問我:「你覺得我看起來怎樣?」

但我卻忘了當時究竟是怎樣回答阿澤的。

電話筒中傳來刺耳的雜音,那是探視時間結束的信號,鐵捲門緩緩拉下,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完全封閉的時候,與磨石子平面撞出「喀喀」兩聲。很久之後,我才明白那樣的分隔是一如畫面般的隱喻了甚麼,那是一種精確的視角切換。窗外的他,是一張死囚檔案,隨時可以抹去,而窗內的他,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在五千多個日夜中,與死亡比鄰。

李昀修/《人本教育札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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