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童書,看兒童人權–從「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談起

  • By Stand Media
  • 21 Nov, 2015
文︱幸佳慧   攝影︱Michela Simoncini
圖為奧修維茲集中營裡遺留的童鞋。
像《長襪皮皮》這樣的書,主角是個沒有父母管教、野蠻不受教、識字不多、想法與行徑過於天馬行空的體制外小孩,這對台灣受儒家封建與科舉制度影響甚深而普遍重名利的社會來說,挑戰的確額外的大。就我所知,部份成人讀者初次讀到皮皮的故事,在沒仔細思索的情況下,會有強烈的反彈和質疑,或者眉頭深鎖,他們會說:「標榜這樣的書,難道要叫我教我的孩子滿口謊言胡謅,自以為是的不按照社會規範,不按部就班生活,甚且還沾沾自喜嗎?」
一九四二年,有個天資聰穎、喜好書寫、立志當作家的十五歲女孩,和一群女生被送往奧修維茲集中營,她們被告知她們需要被「消毒」。首先,她們左臂上先被刺上一個號碼,然後她們得脫下身上所有的衣物繳交出去,身上的腋毛、陰毛與頭髮都得被剃乾淨,為這群少女執行剃毛的人甚至有男性。接著,她們被送進一個大淋浴間,隨時等著不知是燙或冰的水柱大力沖向她們。

一群穿衣的人,很清楚地要讓這群裸身的人意識到她們是沒資格享有身份、名字、個性與特徵的物種,她們既像個即將被扔下鍋炸煮的肉塊卻又不像,因為他們甚至被嫌棄為骯髒有毒。往後的兩、三年期間,這女孩與其他人在集中營裡備受凌虐羞辱,生活狀況如同人間煉獄,痢疾、白喉、肺結核、傷寒等傳染病橫行在孱弱的人們之間,存活的人在屍體與穢物遍布的空間裡飢寒交迫、苟延殘喘。  

就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來臨的四月間,這女孩的最後一口氣,斷了。這女孩的名字,叫做安妮‧法蘭克;她,成為希特勒瘋狂的滅種屠殺計畫下流傳故事的代表之一。因為這女孩先前留下的日記,顯露出她個性上樂觀堅毅與善良高貴的特質,「安妮」也成為人類唾棄集權、追求人權的共通標記。  

集權體制下的真實人物

儘管有關納粹的惡行進入文學或童書創作作品的數量,已有所見,然而對照全世界諸多軍政、集權體制對人民迫害的史實事件,從數量比例來看,仍是稀薄。上一篇提到了人權工作中史料重建的重要,因為那不但還原歷史真相,更是餵養人文藝術工作者創作的食糧,一本本歷史小說或相關作品出來,集結成的份量才足夠敲醒沉睡或擔心受怕的世人,使之正視與重視人權的重要。

在台灣,不要說兒童文學在這方面還嚴重缺席,我們就連國外相關的歷史人物所知也有限。《好心的國王 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繪本介紹了納粹時期一位真實的人物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 ,1878~ 1942),我想,認識他的台灣人恐怕極少。

柯札克出生於波蘭華沙,年幼的他雖然知覺身為猶太人受到他人排擠歧視的命運,卻不改他濟弱扶傾的天性特質。在戰亂年代,他依舊一心一意成為小兒科醫生,還參與了一項孤兒院建制的計畫。擔任院長的他,全心全意經營孤兒院,實踐他心目中兒童該享有的權利:他讓孩子學習自治管理,成立自己的議會、法庭,孩子們還製作報紙討論他們關心的事務,每週定期發行。柯札克全心對待這些孩子,教育他們也陪伴他們,他甚至開始為孩子們寫故事。

一九二七年,他發表了「尊重兒童權利」的宣言,他的善行義舉也漸漸傳開來,受到當時不少社會人士的尊敬。然而二次世界大戰開打,德國入侵波蘭後,在華沙許多地方築起高牆,將猶太人集中於牆內管理,最後連柯札克的孤兒院也無從倖免。當時,不少有力人士想營救柯札克,協助他取得政治庇護,但他多次拒絕離開那些孩子。

儘管物資逐漸缺乏、環境惡劣,他依舊和孩子們居住在丐託(ghetto,猶太人居住區)裡,直到一九四二年,孤兒院一兩百位大人與孩子一起被送上火車,開往城外的集中營。這一趟最後的旅程,柯札克讓所有的孩子穿戴他們最好的衣物、背著背包、帶著他們自己心愛的玩具或書本,他告訴孩子們,他們要一起下鄉郊遊;他不棄不離,堅定的陪著這群他所愛的孩子與同事,在毒氣室畫下了生命的句點。 柯札克這樣的人物與故事,台灣很需要知道。

沒有人權的世界是什麼顏色?

這十來年,台灣雖然有英諾桑提的兩本納粹相關繪本《鐵絲網上的小花》、《大衛之星》,但它們所能引起的話題力道仍顯得單薄孤立。其實,教養者若覺得這些書的歷史背景太過沉重以致難以親近,仍有類似《當顏色被禁止的時候》(星月)這類寓言式的繪本可以選擇,來與學生或兒童討論集權高壓與民主自由的概念。這本繪本由德國和波蘭的文圖創作者合作而成,故事講的是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雖然是人民選出,然一國人民的命運仍決定於總統的本質與人民的勇氣。

有個國家,曾有個認為人民意見很重要的總統,他說「五彩繽紛的國家才是一個快樂的國家」,他的人民也很幸福。可是,當這位總統去世,一位有權有勢的人靠著影響力選上了總統,眾人即使覺得他的作法不對,卻不敢反對他。以至於新任總統變本加厲、坐大權力、剝削人民來讓自己極盡享受,他甚至下令全國人民不准享受顏色的使用權,只能穿黑色衣服,全國的城鎮街道只能看見灰黑色。

人民剛開始尚有抱怨,總統一旦用高壓恐怖手段來壓制,人民就沉默了。人民想欣賞五顏六色的花草植物,總統便命令,除了他的花園之外,將其他有顏色的植物拔掉、砍掉。直到後來,這些人民只剩下天邊那道彩虹可以慰藉,他們看到彩虹時會唱歌跳舞,因此暫時忘記悲傷恐懼;但總統無法忍受其他人快樂,下令不惜代價,尋找讓彩虹消失的魔法。

《當》這本繪本,雖然頁數不到三十頁,卻精簡勾勒了高壓統治的滲透與思想自由的可貴。像這樣精巧的寓言,反而可以靈活應用在人權閱讀的設計活動裡,帶孩子和其他歷史事件或文字書搭配閱讀—例如《打斷史達林的鼻子》這本少年小說就很適合,這是今年美國紐伯瑞兒童文學獎銀牌的作品,也即將出版中譯本(小天下)。

具備歷史感的人權童書創作

前些日子,當我讀到《打斷史達林的鼻子》這本小說時,我著實感到一股帶著驚喜的振奮,沒想到這麼快,紐伯瑞獎就等到一本針對史達林集權政體寫的佳作了。因為要有這樣的作品出現,不管在時間、空間、年代上面,確實都有它的特定條件:要不是作者尤金.葉爾欽在蘇聯出生長大,自己親身經歷過高壓共產體制的相關經驗(統治單位甚至與他接觸,想要將他吸收為「抓耙子」的告密者),而他又有機會逃出鐵幕在美國定居,受到民主自由、文化豐富的鼓舞,並有心致力少年閱讀的書寫文化,要等到他這樣自寫自畫的作品,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這本書可讀性高,文字量不多、詞彙也簡易,但結構卻相當完整,在張力十足的敘述下,劇情顯得格外鮮明。故事以一個崇拜史達林並極度渴望成為少年軍成員的小學生為第一人稱敘述,小男孩的父親在國安局擔任秘密警察,一家人住在人民公社裡,在看似團結幸福的共產生活外表下,卻藏著彼此監控、猜疑、鬥爭的實情,連小男孩上學的學校與班級也是。直到自己的家庭成員逐一崩解,小男孩才漸漸看見這個國家與人性的醜陋及扭曲。

就一本處理近代政治議題的少年小說來說,作者不迂迴、相當直接了當的態度的確讓人驚訝。畢竟,就像書末「作者的話」裡他自述的,那份高壓恐懼在人民心裡還沒全然褪去:   在約瑟夫.史達林統治的年代(1923∼1953),他利用和蘇聯人民鬥爭來確保自己的獨裁政權。史達林的國家安全局,處決、監禁和流放了超過兩千萬人…弔詭的是,像我這樣在一九六〇年代蘇聯共和國出生和成長的人,卻鮮少人知道史達林威權體制下的這種恐怖統治。…在他死後,這種祕密主義依然盛行,但一切的證據都被列為機密或被銷毀。老一輩的人不是仍然心有餘悸,就是怕擔負罪名,大多三緘其口。然而,史達林不可能就這麼憑空消失,他的餘威依舊深植蘇俄人民的心中。長久以來,他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因此,恐懼也成為他們生命中難以抹滅的一部分。如星火燎原一般,恐懼從一代蔓延至下一代,連我也受到波及。我企圖透過這本書來揭露和面對恐懼… 儘管他知道恐懼還在人們心中作祟—包括他自己在內—但他明白他得帶著讀者,從虛構故事連結到現實歷史去,勇敢的探索文明進展中人性與人權的關係,這樣,那份陰魂不散的鬼魅才有辦法早點退散。

像《打斷史達林的鼻子》這樣的作品,台灣很需要也有屬於自己的一本。

讓人發笑又嚮往的兒童人權代言人

先前,我曾專篇介紹過瑞典童書作家林格倫,提到皮皮這個人物角色如何深入瑞典的文化;而在上篇文章裡,我提過我在人權教師培訓營的系列講課中,老師們反應很熱烈,我得說《長襪皮皮》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皮皮是一個因為喪母而跟著船長父親航行世界各國的孩子,九年以來從沒上過學校,也沒被體制化,這個女孩很特別,「最奇特的就是,她力氣大得不得了,全世界沒有任何警察可以和她比。只要她願意,就可以隨手把一匹馬舉起來,而且她很喜歡把馬舉起來呢!」但是父親的一場海上意外,讓她得先上岸到父親先前買下的「亂糟糟別墅」生活,好等父親回來團聚,皮皮在小鎮的出現,因此造成了騷動。

然而,造成騷動的既不是她不討喜的外貌與怪異衣著,也不是她力大無比的天賦,而是她獨居的異狀。因為,鎮上好心的人一致認為任何孩子都需要有大人告訴他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並必須立即進學校去背九九乘法與字母。於是,兩位警察很快的登門執行任務。儘管警察的體力和能力都遠遠不及長襪皮皮,但林格倫在描繪警察與皮皮追逐大戰的幾個段落裡,警察從虛張聲勢、嘲弄警告、強勢命令、威脅恐嚇,到對皮皮肢體暴力並草率定下皮皮罪名的過程中,一個公權力極度擴張、侵害人權的病態結構已經完備。

在課程中,我帶著學員們觀察林格倫如何遣詞用字來建構長襪皮皮,包括她不受體制框架的自信自在、她天馬行空的創意樂趣、不受擺佈指使的自主自律、她發自內心的樂善好施與行俠仗義等特質,學員們領受林格倫幽默的筆法,聽了幾乎都忍不住哄堂大笑。等我再次帶著他們進一步解構,他們才看到同樣的文字也痛斥著成人妥協、僵化和腐化的諸多問題。林格倫透過警察上門找皮皮,硬要皮皮立刻進入兒童之家或學校的幾個章節,便不著痕跡披露了民與官之間權力與暴力的問題,後面幾個章節,更繼續建構了林格倫對於公民社會中人權與反暴力的論點,其見解與眼光之遠,使台灣至今仍望著這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作品讚嘆欽羨著。

這種讓人既笑也痛的兩刃刀,著實讓人著迷,只是不見得人人讀得到一刀的兩面。像《長襪皮皮》這樣的書,主角是個沒有父母管教、野蠻不受教、識字不多、想法與行徑過於天馬行空的體制外小孩,這對台灣受儒家封建與科舉制度影響甚深而普遍重名利的社會來說,挑戰的確額外的大。就我所知,部份成人讀者初次讀到皮皮的故事,在沒仔細思索的情況下,會有強烈的反彈和質疑,或者眉頭深鎖,他們會說:「標榜這樣的書,難道要叫我教我的孩子滿口謊言胡謅,自以為是的不按照社會規範,不按部就班生活,甚且還沾沾自喜嗎?」

這樣的質疑,瑞典不是沒發生過。皮皮五十週年紀念的一九九五年時,有個叫卡林‧史丹強卡林的學者在《瑞典日報》發文控告瑞典大眾患了「皮皮膜拜」病症,這個病症把學校、家庭生活等行為規範都本末倒置了,把秩序、尊重、誠實和禮貌都愚弄了,它讚揚了自我迷戀、缺乏考慮、遠離現實等問題。卡林文章一見報,激起龐大的皮皮擁護者迅速集結,他們立刻採取行動,主張「皮皮是世界上第一個兒童人權擁護者」,反擊卡林的言論是心胸狹小又愚蠢的流言蜚語,是《新約聖經》裡抄出來的道德教唆。由於事件擴大,當晚瑞典的一份晚報還為此安排了一場電話投票,來讓人民決定皮皮與卡林之爭,結果是,皮皮大獲全勝。

像卡林這樣的讀者,問題出在他們只讀到《長襪皮皮》的表皮卻沒讀到內裡。我在台灣一些演講中,好幾次談到皮皮,在我層層探究到作品深處後,聽眾不僅享受到文學的樂趣,也能看到文本的層次,更明白作者前後一致的內在聲音,等我告訴他們林格倫與皮皮在瑞典或歐洲所造成的影響,他們不得不為一本具備深度與遠見的童書,如何在人類文明進展上產生超乎他們想像卻實際存在的效用而讚嘆。

話說回來,二〇一二年的台灣,若大部分的人連《長襪皮皮》還讀不懂或不知欣賞,那麼,我們想等到像柯札克這樣的人或《打斷史達林的鼻子》那樣的書出現,恐怕有得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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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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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鄭性澤平反了、無罪了,這就是  happy ending 嗎?我覺得還不是。司法上平反了,社會上的平反更是一段艱辛的路程。不看判決、只會嚷嚷「無罪不代表不是他做的」這種人一直都在,一旦被抹黑了要洗白,在別人眼光中卻總是灰的。我們必須要持續地講鄭性澤的故事,要讓更多人真心認同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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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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