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威權,從國會殿堂到教育殿堂-訪黃惠貞老師

  • By Stand Media
  • 11 Sep, 2015
文︱曾慶怡   攝影︱編輯部
撤退那天,學生抱著黃惠貞說:「老師我們對不起大林,我們好沒用,現在就要回家……」抽起一張衛生紙,黃惠貞忿忿地說:「我說該說這些話的,該是大人,我好恨我是大人,我好丟臉。」她把憤怒擤進去衛生紙裡。「大人們只在意自己的面子,維護既得的權力、安逸的生活,沒考慮這些對小孩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當夥伴問我,為什麼反一個課綱要死一個孩子?我只能哭,我說我不要反什麼,把小孩還我。」
如果您關注課綱議題,一定對黃惠貞老師不陌生。任職於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歷史科,她曾經多次受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之邀,深入淺出侃侃而談;也曾在歷史課本爭議的研討會上,分析歷史教育與課綱問題;甚至在幾位立委舉辦的「破除黑箱課綱」公聽會上,聲淚俱下地駁斥教育部法制處的冷血發言:「原來有權力的人不需要說服別人。」

「比起很多準備好當老師的人去做老師,我是準備好當一個公民的身份去當老師。」黃惠貞回想,自己不僅從來沒有想過從事教職,面對家人的期望,還非常地抗拒。她笑着說,如果去念師大,可能不是把學校給燒了,就是被開除,兩敗俱傷對誰都不好。

勞動家庭出生,父親早逝,學習到母親的強悍,黃惠貞認為,只要是對的事,都有辦法平反,所以敢說敢做,加上天生有一種對權威的敏感,「老師、教官這些有權力的人,很早就讓我看破手腳,我不服管教而不被處罰,他們講好聽是愛的包容,但另一個角度是,因為我成績好,不拿我怎樣。」

大學違背家人意願選擇台大歷史,學校報到完第一天,就去打工上班,自己賺取學費、生活費,那時她想要成為一個腦筋很清楚,很會講話表達的人。上大學那年,台灣也才剛解嚴,她直言,是大學後才真正獲得思考的機會,當時逐漸地開放報禁、集會遊行、組織政黨,在這股時代氛圍中,黃惠貞也參與過野百合學運。

大學畢業,趕上風起雲湧,股市上萬點的年代,有線電視剛開放,念商、新聞的都很吃香,但沒想到台大歷史系畢業,找工作卻四處碰壁。黃惠貞的第一份工作,是回學校做研究助理,每天抄寫比對資料,當時有法律系同學在幫忙選舉,每天在外面跑,工作很有趣,二個月後,她離職,「決定跟他去玩選舉。」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黃惠貞:「我活在一個年輕人覺得搞政治很有希望的年代。一九九二年畢業,年底國會全面改選,當時我是選舉助理。」

選舉助理有個工作,是去觀察別人場子,黃惠貞記得,那年冬夜下著傾盆大雨,在天母國小,已經超了集會時間十點,警察在旁邊待命,所有人都不走,大家都在等陳水扁來演講。黃惠貞看著每個人引頸盼望的神情,她想著,為何台灣人會有這種想法?為何覺得他可以改變我們?這是她的啓蒙。「那次大選,我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政治。」

老闆吊車尾選上,黃惠貞誤打誤撞地成為第二屆國會助理,同事都是念法律政治,她一開始摸不着頭緒,三個月後才突然開竅,之後在立法院一待就是七年,直到老闆沒選上才離開。

「我作法案助理,離開前是立院辦公室主任,底下有十個人,那年我二十九歲。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接近權力,但比檯面上人物更有機會小心地使用權力。有很多助理會濫權,但也有很多看清,利用權力做好事,我覺得我傾向後者,那時我最想做就是把國會助理制度化,讓台灣民主政治比較上軌道。」

當時黃惠貞參與審議的法案有:教師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有線電視法,公共電視法…還幫樓下的電影資料館爭取預算,拯救了一批台語老片。

「現在想起來很有成就感,在很年輕時就有這些特別的經驗,這也是我和一般正規老師不一樣的地方,特別是歷史老師,教這麼多權力、政治,但這樣真正操作過權力運作的,恐怕很少,跟時代也有關係,我感謝我的時代,這些經驗也有助於教學,提供給學生身歷其境的臨場感。」

教書之路,如有神助

離開立法院,沒有教學經歷的黃惠貞,很快的找到間私立學校當代理教師,「會用我,是我試教教太好。」本來想教一年就不教了,她卻意外地發覺當老師滿好玩,而私校學生被高壓得厲害,遇到相對開明的老師,學生非常信任與依賴。

正當離去與留下的二難之際,學校的聘書發了下來,有段評語,讓黃惠貞哭笑不得。「他說:『黃老師妳教得很好,學生都喜歡妳,但給個小小建議,黃老師平常喜歡穿勃肯拖鞋,可是,鞋子後面還是要有帶子比較好,董事長很在乎禮貌,老師要有老師的樣子。』聽完我就大怒:『你應該在乎我的腦袋,不是我的鞋帶。』當場退回聘書。」

沒想到學生聽聞黃惠貞不教的消息,居然發動了小小學運,動員家長去要求學校把黃惠貞留下,她想這些孩子升高三,需要懂得支持他們的老師,便接下了這份重責,而做了這項決定後,接連串順心如意地完成教育學程班,取得教師證,考上離家超近的板橋高中,整個過程如神賜般的異常幸運,黃惠貞直說,教書這份工作,是天上掉下來的。

「我好愛歷史,自己讀了覺得好玩,整理成教學的東西,學生又非得聽我講,他們聽到眼睛發光,是最直接的回饋,我付出八分得到十二分,天底下還有更好的工作嗎?我每天都為這件事感謝上帝。」

黃惠貞在板中任教,今年邁入第十四年。

反課綱的衝勁,來自說出真相的衝動

民國一百年,政府開放教師可以組工會,黃惠貞馬上在校內組織工會,「從一綱多本開始,常去聽公聽會,有很多問題會影響教學,但現場教師都無法發言,或是講了沒人聽,我想,最瞭解教學現場的是我們,老師應該要有一個團體,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發言,有工會後,現在十二年國教都會找我們去開會。」

課綱爭議爆發,身為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全中教)發言人,又是歷史學科教師,黃惠貞開始上媒體談議題,加入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也與歷史教師們組成了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積極參與。

她說自己的這股衝勁與感受,就是台大周婉窈老師說過的:「學歷史的人,有一種要說出真相的衝動,不論代價是什麼。」。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的成員來自全國,這些熱血的教學現場老師,有些甚至彼此都沒見過面,只因共同受到史學教育的薰陶,有平台就加入,寫投書,去演講,臉書文章一個月有二十萬點閱。「這麼硬的東西,居然有這麼多人在乎!」

五月的某天,睡了個午覺起來,反課綱高中從九所變成一百多所,黃惠貞笑着說:「關於公平正義的事情,要問青少年,他們比較懂,因為離宇宙大自然的最核心的能量最近。」很多人來找聯盟的人去義講,黃惠貞忙到不可開交,她同時也非常感動,人們願意花錢低消,不是為了喝咖啡、看電影,而是聽這些嚴肅的事情,他們的眼神都是發光的,「教書的人,不就為了發揮這樣的影響力嗎?」

但同時,無論怎麼做,教育部就是不回應,黃惠貞想,做運動沒有悲觀的權利,只能繼續做,「教育部不理,我們就當成這是一個歷史教育的公民啓蒙,至少讓大家知道,歷史教育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樣,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政治人物掌權就可以操控。」

我不要反什麼,把小孩還我……

學生衝進教育部的時候,黃惠貞人在義大利進行規劃許久的旅行,從那天開始,她的心沒有一刻安定過,儘管有時差,她幫忙寫新聞稿、隔海聯絡律師、主持紐約海外學生連線…,「知道這件事,我大哭…」談起被暱稱為「大林」的林冠華,黃惠貞的眼淚滔滔流下,「一路從義大利哭回台灣…」黃惠貞邊講邊擦眼淚,只要想起大林,她無法不哭。

清晨六點回到台灣,八點黃惠貞就到了現場,「年輕人比我們更清楚,剛開始我們還遮遮掩掩說反黑箱,但他們不是在反課綱,是在反教育的威權。如果我們又去限制他們,我們就是另一個威權,我們只有一個信念,學生在老師在。可是當學生撤退,我心中其實暗暗安心,實在不能忍受再有一個孩子不見,孩子的情緒是真的,可能事情對大人來看那沒有很大,但對孩子那是天崩地裂。」

撤退那天,學生抱著黃惠貞說:「老師我們對不起大林,我們好沒用,現在就要回家……」抽起一張衛生紙,黃惠貞忿忿地說:「我說該說這些話的,該是大人,我好恨我是大人,我好丟臉。」她把憤怒擤進去衛生紙裡。「大人們只在意自己的面子,維護既得的權力、安逸的生活,沒考慮這些對小孩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當夥伴問我,為什麼反一個課綱要死一個孩子?我只能哭,我說我不要反什麼,把小孩還我。」

撤退那天,颱風即將到來,天空降著忽大忽小的雨,離開教育部前,黃惠貞看到地上有張大林的照片,濕濕髒髒的,翻到後面,有一些學生寫下的話,她收好帶了回家,裝在相框裡,放在書房,跟聖經擺在一起,「我想把它留著,我在教書、教歷史的生涯中,我都不要忘記這個小孩。」

訪談尾聲,看到黃惠貞老師心碎痛哭的面容,我想,這大概是參與反課綱運動的老師們,共同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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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鄭性澤平反了、無罪了,這就是  happy ending 嗎?我覺得還不是。司法上平反了,社會上的平反更是一段艱辛的路程。不看判決、只會嚷嚷「無罪不代表不是他做的」這種人一直都在,一旦被抹黑了要洗白,在別人眼光中卻總是灰的。我們必須要持續地講鄭性澤的故事,要讓更多人真心認同無罪判決。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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