揹著吉他上街頭-訪羅逸楓老師

  • By Stand Media
  • 09 Sep, 2015
文︱李昀修   攝影︱編輯部
而這次課綱所引起的爭議中,官員們的應答一再地迂迴、敷衍甚至倨傲。他們內心深處所思所想,或許仍是那套陳腐的官僚文化、上對下的壓制和傲慢。官僚面孔的冰冷堅硬也始終將學生擋在溝通的門外。太過年輕的學生太早去面對這樣赤裸的惡意,得到的卻是教育部長一場假意溝通的爛戲與白眼。
紅茶放上了玻璃桌,一頭俐落長髮的羅逸楓老師將背往後一靠,顯得輕鬆自在。而訪談過程中,他的話語也散發著強烈的熱誠期望。

「我從小到大最討厭的行業就是老師。」

同時身兼RECYCLE樂團主唱、台灣居住正義聯盟幹部和英文老師的他,首先談起以前在求學的過程,自己是比較怪咖、不順從的類型,所以常被老師貼標籤。但是一個反骨的人,為何會進入較為保守的師範體系,並成為老師呢?

「越是這樣就越要挑戰,我從小到大最討厭的行業就是老師。但覺得我進到這行業就是要改變,想讓大家覺得當老師也可以是新的模樣。因為我這個人比較反骨,比較不會被影響,你知道很多有熱誠的老師到新環境後就被同化了,可是我覺得要同化我還滿困難的啦。曾經有人問我說你這麼有理想,怎麼不去實驗學校當老師?但我就是想到制度裡面去做一些改變。」

雖然早從學生時代就開始關注社會議題,但他其實一開始也止於關注而非行動,直到教師法要將實習老師的薪水由三萬多砍至六千時,才推動他第一次走上街頭。

他說:「我那時候是覺得礙到我了,因為我要去實習結果只能領六千,後來我們去抗爭也沒什麼用,開始覺得要去注意。我覺得很多人就是這樣,運動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你是冷漠的,但當這件事情跟你有關時你就會想做點什麼,不要做個冷漠的世代。因為我們這個世代不像現在年輕人在經濟上比較被壓迫,那時臺灣經濟起飛,所以對於社會議題會比較冷漠,對自己之外的事情比較不會去參與,但我覺得這可以改變。」

創作,來自於土地

他曾帶著吉他,和江逢為老師在風雨中高唱「海闊天空」來聲援反對黑箱課綱的學生。RECYCLE樂團也為去年巢運作了一首「明天會更好嗎?」,希望藉此讓大家思考二十五年前所唱的「明天會更好」是不是真的有讓臺灣更好了?

但RECYCLE樂團雖不吝在社會議題上給予協助,可是之所以用鄒族文化來創作的原因,卻意外的單純:「早期創作都是情情愛愛,但我覺得這沒意義,每個人都在寫。那我們鼓手是鄒族人,而且他很妙,是在高雄長大的小孩,但對族群有認同所以自願回到部落教書。他跟我講這觀念我就滿感動的,就想能不能用鄒族當我們的創作,因為我也很想認識鄒族。」

而在做功課的過程中,他進入部落、參與祭典、與當地音樂人聊天,雖然花了大量心力,他仍然認為自己只接觸到了鄒族文化的冰山一角。

「我是漢人,但我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去讓大家更了解鄒族,拿他們的神話跟語言來做創作。大部分是我寫詞,請長者翻譯成鄒語。越做越會發現大家都不了解,會覺得如果這東西大家都知道多好。因為這次課綱,我們學了多少中國的東西,但你自己本身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東西所知道的太少了。」

他們創作了一首全鄒語的創作曲,講述做為鄒族的勇士養成以及精神象徵的男子聚會所Kuba。創作過程中,人與在地文化的關係被緊密的連結了起來,但也讓他感到政府對於原住民文化的漠視:「我們去找史料時,會發現很悲哀的是我們的資料是以前的傳教士、或者日本人的文獻。那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這不是臺灣的東西嗎?不是要重視原住民文化?但重視的結果是外賓來時跳一堆看起來衣服不對,然後每個人都一樣的迎賓舞,這沒有意義啊!你真的問官員說哪族衣服是哪族他也分辨不出來,根本是開原住民玩笑!」

在地文化不被理解與漠視,讓他忍不住為此抱屈。但在反黑箱課綱的行動中,這樣的情緒卻被某些人稱為意識形態的鬥爭,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來說,毋寧是硬生生將人與自身生活的土地割裂開來的一種暴力。而反對黑箱課綱的行動,除了是對於某些人將單一史觀強灌進課綱裡的蠻橫行為作出反抗之外,另一個層面更是對抗政府機關在程序上赤裸裸的國家暴力。

「它已經成為歷史了,這些事情永遠不可能磨滅。」

「今天大家反黑箱,先不論課綱本身的意識形態,就是因為它程序上有錯誤,你要人民怎麼吞下這個東西?我剛剛跟你講我們是冷漠的世代,我有些朋友覺得這沒什麼,我們以前也是讀國父跟蔣公,看魚在那邊往上游。可是問題是今天教育部可以硬過某個東西。明天搞不好就是財政部、營造署。等礙到你再站出來那就來不及了,不如現在就站出來,你就是要讓政府知道不可以硬幹。」

程序問題像是呈現了政府的心態,羅逸楓銳利的說:「這跟極權國家沒什麼兩樣,北韓還不是我說了算,你如果不喜歡我,就把你抓去槍斃。如果是民主國家,你的權力就不可以無限放大,不能我說了算,然後召開公聽會只是告知,這樣很不尊重人民,甚至能用統治來講。」

而這次課綱所引起的爭議中,官員們的應答一再地迂迴、敷衍甚至倨傲。他們內心深處所思所想,或許仍是那套陳腐的官僚文化、上對下的壓制和傲慢。官僚面孔的冰冷堅硬也始終將學生擋在溝通的門外。太過年輕的學生太早去面對這樣赤裸的惡意,得到的卻是教育部長一場假意溝通的爛戲與白眼。

傷痕累累的一場戰役,讓教育部前的空氣飄盪著無奈且窒息。羅逸楓卻對學生說:「可能現在要一個人下台,辦不到,課綱退回去,辦不到。但你不要輕忽自己的力量,這些事情已經發酵在人民的心中,發酵在政府的眼裡。他也許沒辦法改變既有的事實,但不代表我們的未來不會改變。參與社會運動十幾年下來,看到的就是沒有辦法馬上做一件事情就會有所改變,但就像村上春樹說的,它已經成為歷史了,這些事情永遠不可能磨滅,因為它發生了。我們佔領了教育部,也讓大家知道課綱是黑箱的,我認為這對未來是有助益的。」

信念,還有吉他聲

反黑箱課綱讓課綱與歷史教學的激烈辯證浮上檯面並成為眾人之事,教育似乎終於能夠突破校園的圍牆進入公眾的領域。羅逸楓提到他自身在教學時,也試著讓課文本身結合、延伸出更多元的議題:「我一直想把學生的課業跟外面結合在一起。比如課文講原諒,就可以比如說關廠工人讓你沒辦法回家,但你會原諒他們嗎?為什麼?他們就可以思考。之後會發現學生很多想法,他們會開始討論社會議題、辯論。我們不設立場,不說反對或不反對,他們思考後就代表有去注意了,對錯我相信他們慢慢收集夠多資訊,會自己判斷。我還是會跟他們說成績要顧好,但我更希望看到他們真正思考。當孩子在思考時我就覺得當老師還蠻值得的,我不能說是啟發,因為我沒這麼偉大,我只是引導到讓他們能去思考而不是乖乖當聽話學生,我覺得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他曾問過學生,在撥接電話的年代,馬丁路德能號召四萬人上街,其中二○%是白人。是不是代表他的理念很好?學生點頭,他卻說其實馬丁路德有些想法可能過於偏激,甚至被批判:「但那麼多人上街是只為了馬丁路德嗎?不是,是為了信念,因為我相信走出去世界會變得更好,走出去是希望人權可以在所有人身上。而不是馬丁路德說我有計畫我們該做什麼,你就變他的追隨者。那我想就沒有四萬人,四百人吧?這就是信念,我有個信念,我覺得走出去外面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而街頭上,在那拒馬前彈奏吉他的身影,現在在,將來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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