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大中國主義者,如今的弱勢關懷者-訪許全義老師

  • By Stand Media
  • 07 Sep, 2015
文︱王士誠   攝影︱編輯部
他親眼見證了,在官方論述下,弱勢的人民如何被扭曲變形,甚至消聲匿跡。後來,他進入清大歷史所,擔任傅大為老師的教學助理。「傅老師的課很有趣,他完全不照傳統帝王將相那套來上課。」許全義笑著講起當年的課:「傅老師上『綠色奇蹟』專題,講伐木業,日本人怎麼砍樹、國民黨又怎麼砍;還有個專題叫『風月』,是性產業發展史……

慰安婦是被迫,還是自願?

近來,隨著反課綱學生與王曉波的辯論,這問題登上各大媒體版面。但在這波新聞潮裡,慰安婦阿媽們的聲音,被聽到了多少?

而早在多年前,台中一中的歷史課上,就有學生直接聽到了阿媽的聲音。

「第一年到中一中教書,我就找了一位慰安婦阿媽到班上演講。她說,她們很多人是被騙的,有人認為是要為國奉獻、有人認為只是去當女工…原因很多,要說她們是『被迫』或『自願』的呢?」安排這堂課的許全義老師如是說。對他而言,要用簡單的兩個字概括阿媽們的生命,是忽略了歷史脈絡︱那麼多人是在被欺騙的情況下,依「自己的意思」前往,固然不算是「自願」,但難道能算是「被迫」嗎?

顯然,「自願/被迫」的二分框架不能描述當年的創傷。

然而,我們看到的是:一手主導課綱微調、自認專精台灣史的王曉波︱以及眾多王曉波的同路人︱面對學生詢問其斷定慰安婦「被迫」的論據,竟一口咬定學生認為慰安婦是「自願」。難怪許全義要說:「微調課綱是一群人對歷史有定見,然後找各種資料來符應,再編出來要學生讀。而且不容討論!」

站在「邊緣」,才看得到更多歷史面貌

許全義認為,只有經過討論,才能看到比較全面的歷史:「例如,林肯解放黑奴,在公開場合對黑人很有同情心,幫他們爭取權益;但也有資料顯示,他私下對黑人不尊重。那麼,林肯是個種族主義者嗎?這就可以討論,也只有這樣討論,才能比較全面地瞭解林肯這個人和他的時代。」

「又像中國的『貞觀之治』很強盛,傳統上說是因為李世民很賢明、大臣很厲害;但是,李世民如果遇到天災呢?會不會也變得像隋煬帝?如果我們只站在官方的角度,成王敗寇,就看不到完整的歷史了。有些歷史因素,不是那麼單一,歷史事件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

對許全義而言,台灣歷史教育的問題,就在有太多「官方說法」:「台灣一直以來對有權者的包容性很大,這也是教育上的習慣。教育應該同情弱勢,看『蛋』的那邊,但我們的教育總是往『牆』靠攏。

像歷史教育,一直在造神。講台灣經濟發展,就講蔣經國、孫運璿的豐功偉業;各校講自己的校史,都是介紹校長。也就是說,我們的歷史教育,總是在介紹權威者。」

因此,許全義在課堂上會反過來介紹各種「邊緣議題」︱同樣談台灣經濟發展,他少講蔣經國,而多說 RCA 工殤等勞工處境、多補充國土開發帶來的水土保持問題;而就連談水土保持,他也要從「邊緣」切入:「我會從檳榔業來談。現在大家覺得,種檳榔的人破壞水土保持,他們的形象很負面。可是,在台灣發展的過程裡,他們也是有貢獻的,他們也是在養家活口;那到底,他們怎麼發展出檳榔業的?」

以邊緣和官方對辯,許全義希望學生探索各種完全不同的觀點,從中知道較完整的歷史面貌。他說:「可以從弱勢的地方來切入,讓學生知道更多歷史脈絡。所以歷史課要收集資料、要論辯,適合用專題的方式來教。」

「像英國,他們往往一個學期就只談『工業革命』一個專題。這樣才有辦法讓學生明白整個脈絡,也才可能有興趣。」

那段走出「大中國主義」的日子……

誰想得到,那麼在意邊緣、弱勢、脈絡的許全義,也曾擁抱大中國主義呢?「大學之前,我是個大中國主義者。當時教的都是那套。我高中的國文老師還跟朱立倫同一個,辛意雲老師,是個大中國主義者。大學讀清大材料系,為了研究科學哲學,去上了道家哲學的課,也是大中國思想。」

接著,許全義談起了他思想的轉捩點:「大四時,一九九一年,我到清大歷史所上傅大為老師的『台灣當代知識史』,老師帶我們看了很多重要的期刊,《當代》啊、《夏潮》啊……

當時,『獨台會案』的廖偉程就在歷史所讀書,所有的報章雜誌都在攻擊他,說他是台『毒』份子、很邪惡。可是,我認識的他很溫和,只是去日本見史明、讀史明的書,沒有暴力行為,和報紙寫的落差很大。

當兵的時候,我在陸軍總部。那時,野百合運動剛過去。每週的莒光日一定是罵台獨份子、罵街頭運動。可是他們講的,和我認識的、參加社運的人完全不同。」

他親眼見證了,在官方論述下,弱勢的人民如何被扭曲變形,甚至消聲匿跡。後來,他進入清大歷史所,擔任傅大為老師的教學助理。「傅老師的課很有趣,他完全不照傳統帝王將相那套來上課。」許全義笑著講起當年的課:「傅老師上『綠色奇蹟』專題,講伐木業,日本人怎麼砍樹、國民黨又怎麼砍;還有個專題叫『風月』,是性產業發展史……

他親身體驗了,從邊緣出發的歷史研討,能如何幫助人進入歷史脈絡。

「很晚啊!那時候的我們,到大三、大四,才開始啟蒙!」許全義說。從中心走向邊緣、從官方視角走向弱勢觀點,許全義被啟蒙,也以同樣的方式,要為學生啟蒙。

以「公民史學」推動歷史教育

而如果,王曉波等人的史觀既落後,又無助於學生未來生活和教師專業自主,他們為什麼要硬將其「調」進課綱裡?

花亦芬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已分析過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那顯然是死胡同。

那麼,活路在哪?「如果我們給年輕人一個可以照顧他們、可以公開提出任何意見的國家,他們體會到這點,自然會對國家有認同,不是嗎?」花亦芬進一步說:「王曉波他們不懂年輕世代的想法和環境,只想用過時的『傳統』來灌年輕人的腦袋。從前我們都以為文史是『背科』,背起來就好了,但文史應該是要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是背誦。

世界已經改變,越來越多元,過去的觀點不再能保障年輕人的未來。我們應該反過來看怎麼幫年輕人,而不是用過去那套來框住年輕人。應該從小讓學生為未來做好準備,也就是培養思考、熱愛學習、探索的能力。」

思考、學習、探索…教育本該如此。王曉波等人將歷史當成塑造國家認同的工具,背離教育,終將徒勞。
然而,對他而言是啟蒙的事,對別人而言或許只是他個人的成見。

今年六月,他在教育部的課綱座談會上發言,說了句「我國最高峰是喜馬拉雅山」,就被頻頻攻擊為「因成見而製造謠言」。

提起此事,他的語氣急促了起來:「那天是什麼場合?那是個座談會,我是要去討論事情的。那個脈絡是:我說台灣轉型正義沒有在推、主權被閹割,那會有什麼講法出來呢?我舉例:『我國最高峰竟然是喜馬拉雅山,不是玉山,類似這樣子』、『我國最大島是台灣島,不是以前我們覺得中國最大島是海南島』。他們卻不看場合、不看脈絡、不看原意,斷章取義地報導。」

舉「喜馬拉雅山」為例,是要突顯轉型正義未完成、主權被閹割而產生的怪論,卻被扭曲。再者,許全義在現場也未指明「課綱寫著我國最高峰是喜馬拉雅山」,真不知所謂「個人成見」、「造謠」等帽子怎會套到他頭上?

真正重要的是,許全義藉此想討論的轉型正義、主權定位等問題,確實會影響歷史課綱的編擬,而當時也在場的吳思華部長、吳清山署長可有任何回應?

沒有。

他們眼見微調課綱傳佈特定而單一的信念、違反歷史教育原則,卻連回應反對者的質疑都不肯。
話說回來,許全義這麼教歷史,是否也-如同攻擊他的人所言-在宣傳自己的特定信念呢?  

「沒錯啊,我在宣傳自己的信念。」對此,許全義毫不遲疑:「我的信念是:希望歷史課講西洋史不要只講列強興起、講中國史不要只講帝王將相、講台灣史不要只美化國民黨,而是有更多邊緣的聲音出來,關心歷史上的弱勢。

那麼一來,歷史教育,就像我寫的《公民史學宣言》,會是學生日後成為自由國度公民的基礎!」
王士誠/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人本教育札記》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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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鄭性澤平反了、無罪了,這就是  happy ending 嗎?我覺得還不是。司法上平反了,社會上的平反更是一段艱辛的路程。不看判決、只會嚷嚷「無罪不代表不是他做的」這種人一直都在,一旦被抹黑了要洗白,在別人眼光中卻總是灰的。我們必須要持續地講鄭性澤的故事,要讓更多人真心認同無罪判決。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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