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公民課就是要實踐啊,不然要幹嘛?-訪周威同老師

  • By Stand Media
  • 04 Sep, 2015
文︱李昀修   攝影︱編輯部
然而不只學生,仍有許多老師較為保守,少對公共議題發聲。而這或許與這幾年來可以考上師大的,大多是軍公教、中產階級有關:「本來這群人就是偏向保守的、穩定的工作就好。自然在面對社會大轉變時會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像課綱明明是錯的,但他們不會出來,會想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課綱怎麼改沒關係,我怎麼教是我的自主權。但我覺得這是消極的,你知道是錯的怎麼不反對?」
如果去過教育部前廣場,你可能會對「濕滑印書」這活動留下印象,這群喊著自己課本自己印的人,將吳思華口中「印好了不能退的課本」撕爛製成紙漿,要重新印出自己的課本。

而台東女中的公民老師周威同也曾在今年二月將公民課本撕毀,並在〈老師,你為什麼要撕課本?〉一文中寫下:「我撕書意味著要讓教科書重生,希望教師能夠覺醒,奪回屬於自己的專業自主權。同時也抗議教育部違反程序正義的『課綱微調』。我想顛覆大家認為『課本是正確的』這種刻板印象,尤其是教科書在審定過程裡,可以揭露真相、也可以扭曲事實。依據歷史經驗,統治者有權力決定哪些知識才是知識,其中充滿政治運作和算計,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過使他登上頭版的事件並非撕課本,而是在六月初,當學生們的反黑箱課綱串聯行動正烽火遍地的時刻,他卻因一篇關於課綱的訪談而遭教官校安通報。雖然第二天就被校長撤回,但已然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而一向被視為保守、對公共議題冷感的花東地區出了這樣一位老師,也確實令人好奇。

反黑箱課綱,是公民課的實踐

周威同老師笑說:「我的學習經歷跟別人不一樣,常開玩笑說我不是一個正常的老師。我並非師大體系出來,念工專,去插班大學。因為我有很多工作經驗也當過記者,必須培養社會議題敏感度,就開始關注社會議題。等到我教公民,就要帶入很多議題的討論與時事才會讓學生有興趣。但你常常這樣批評跟討論時事又很無力,改變不了什麼。而且在台東基本上不太可能去遊行,剛好去年反課綱開始讓我去思考怎樣把我學到的東西用在實踐上面。」

從寫陳情書請願到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申請開會紀錄,甚至上街頭、行政訴訟等等,周威同描述這次的抗爭行動,就如同是一次對公民課本內容的實踐。但說來好笑,他之所以投入反對黑箱課綱的行動,教育部也推了一把:「我們有一個從九五課程開始,有一個學科中心,目的就是辦理研習。我們都是學科中心的種子教師,除了參加研習還要回學校組一些專業社群或試題研發。平常這些老師每年都有固定時間聚會,所以對課綱制定的過程是非常清楚的。我又是公民與社會科任教,自然對這樣議題敏感性比較高。去年二月五號我們知道教育部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通過微調後,幾個老師就決定站出來,因為這次微調跟過去課綱制定程序,我們發現有很大不一樣。包括說公聽會程序倉促,還有檢核小組的問題,我們都覺得那不是可以忍受的,才決定出來去陳情跟抗議,某種程度要感謝教育部。」

但微調課綱除了他剛才提到的程序問題之外,教育部也違背了所謂專業審議的原則:「比方說你檢核小組召集人王曉波是學哲學。裡面的人沒有一個學台灣史的,你怎麼說你的微調有專業性?」

什麼是政治?可以不談嗎?

近幾年,臺灣的社會運動越來越多,原因除了如上述政府違背原則的胡亂施政,他認為也是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出生在一綱多本的時代,因九五暫綱將原先分為公民、現代社會、三民主義的三個科目整併為公民與社會並且談到了以往沒有談及的公民不服從概念,而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啟蒙。

但即便如此,現在的課本仍有缺憾:「比如鄭南榕,課本不寫,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臺灣人權指標事件,我就會放紀錄片給學生看。之前發生了野草莓事件,因為集會遊行法的關係。這些事情去開啟了大家對社會運動的討論和想像。我們現在集會遊行是核准制而不是報備制,多數國家都是報備,就是我跟你講一下哪時要遊行。但我們是核准的,要申請通過才可以遊行,基本上這就是一種威權國家的思維。」

或許有些人認為任意遊行的話,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成本,但周威同認為人民上街頭通常是忍無可忍,且憲法賦予了集會遊行的權利,就不該用法律限制。且當政府能任意不核准遊行時,也形成某種層次的國家暴力:「如果違反社會秩序有社會秩序維護法啊,上街頭有不軌行為有刑法啊。用刑法跟社維法來約束就好,基本上不該對集會遊行做太多限制。但你會看到國家是用這種預防性的心態。很多人就對社會運動覺得不能容忍。國外遊行很平常,但我們的文化會把上街頭的人視為暴民。」

是啊,即便現在出生的小孩早已遠離戒嚴時代,但政治一詞對某些人來說,仍然是蛇蠍般可畏,更遑論上街抗議。在「純淨」的校園內談「骯髒」的政治,會不會仍有學生反彈?

面對這樣的疑問,周威同想了想,說:「其實孩子敢做出這樣的提問已經很勇敢,我們不太可能用知識上的權威去壓迫他,只能帶他做些思考。比方說我會問他什麼叫政治?政治定義很多,有人會用國父那一套﹃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但美國有一個政治學家講過﹃政治就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所以比方你們家要決定哥哥弟弟誰要洗碗,怎麼分工?這就是政治啊。只要有人群有組織,一定會有政治的發生,那分配什麼?分配兩種,一種是錢,一種是權力的再分配。」

而避免權利受損最好的方法,就是平常也關心政治。因為在沒有公益性的情況下,國家力量的介入可能會變成國家的合法暴力。說到這裡,他笑了笑:「人民起來反抗,這才是一個民主國家。比如說在中國大陸你敢去反抗嗎?基本上是不敢的啦!所以我就告訴學生當你不關心政治,有一天你權利被剝奪時該怎麼解決?」

自我殖民小警總

然而不只學生,仍有許多老師較為保守,少對公共議題發聲。而這或許與這幾年來可以考上師大的,大多是軍公教、中產階級有關:「本來這群人就是偏向保守的、穩定的工作就好。自然在面對社會大轉變時會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像課綱明明是錯的,但他們不會出來,會想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課綱怎麼改沒關係,我怎麼教是我的自主權。但我覺得這是消極的,你知道是錯的怎麼不反對?」

他提到曾有家長寫了封信,內容並非反對他從事社會運動,只是希望改由閱讀等方式來關注而非一定要衝撞。但最有意思的一點在於,這是封匿名信。

「這突顯一個問題是:我們基本上不太表達公共意見。事實上家長本來就有權利跟老師討論教學方式。可能台北不會。但你看東部就會用含蓄而且匿名的方式。」

他也曾問過學生,為何不公開表達或跟學務處爭取權益?學生的回答往往是害怕學校秋後算帳:「秋後算帳變成臺灣長期在威權統治下的一個陰影。像有些老師為什麼不出來反課綱?因為怕被教育部秋後算帳。蕭曉玲老師的事件,就是秋後算帳的一種案例。在之前很多老師白色恐怖時代批評政府,人就不見了,這種事情,五、六十年代的人都還記憶猶新。我想可能這種事情對你們這個世代不會有感覺,但四、五十年次的人基本上腦袋裡還是會怕。

所以我常講這次課綱討論到日本到底是統治還是佔據台灣,這牽涉到殖民史觀的問題。殖民就是外來統治者對當地政權的壓迫與宰制,但很多研究會發現殖民者走了,當地人應該自立站起來,卻發現大部分殖民地人民還在自我殖民。殖民者走了,他心裡面還沒解殖或去殖,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而島上自我殖民的陰霾何時能去除?或許今年夏天,這場遍及全台的街頭公民課所跨出的,正是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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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鄭性澤平反了、無罪了,這就是  happy ending 嗎?我覺得還不是。司法上平反了,社會上的平反更是一段艱辛的路程。不看判決、只會嚷嚷「無罪不代表不是他做的」這種人一直都在,一旦被抹黑了要洗白,在別人眼光中卻總是灰的。我們必須要持續地講鄭性澤的故事,要讓更多人真心認同無罪判決。
By Stand Media 06 Dec, 2017

「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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