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下一代, 我們得有勇氣與決心

  • By Stand Media
  • 28 Aug, 2015
文︱史英   攝影︱編輯部
「要先有贊成統一的人民,才會有國家統一的事實」,這是王曉波的名言,用以向中國表功,說他一手主持「課綱微調」有功於統一大業;不過,比起許多只看重「統一的飛彈」的人,王強調「人民的贊成」,其實是不錯的。錯只錯在,他以為控制了課綱就能控制課本,控制了課本,就能控制學生。姑不論他那個大一統思想的荒謬,單就迷信課本而言,他的頭腦其實和教育部長是在同一等級上的。
網路時代的壞處之一,是常會收到莫名其妙的圖片;我後悔不該打開那封信,接下來的幾天反胃的感覺總是揮之不去。裹小腳的事,我們都是知道的;但親眼看見那腳趾怎樣被硬生生地折向腳心,以及整隻腳的難以言說的畸型,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想用知識化解情緒,既然是網路的時代嘛,就上網去研究。沒有人知道纏足的起源,這是預料中的事;然而,在新華網看到這樣的文章,卻讓我大吃一驚:「⋯纏足成為一種通行的社會習俗有千余年歷史,小腳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美的體現,纏足是實現這種美的手段,都是不爭的事實。在千余年的時間裏,一個民族中的多數男子都喜歡小足,多數女子都纏足,是否可以簡單地說他們是病態呢?很顯然,一個民族集體“患病”千年,是說不通的。」(「從肉體到思想的解放」,摘自:《歷史的臉譜》,《先鋒國家歷史》雜志社,時代教育報刊社出版)

中國人開始讀經和尊孔,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弄到不承認纏足是病態,反而「是美的體現」「實現美的手段」,只因為偉大的中華民族不可能患病千年——這也未免、唉、未免太過「不爭的事實」了吧?但我擔心的是,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並不限於這一件事情;而類似的「民族感情」,恐怕也不限於這篇文章,而是在潛藏在很多中國人的心底。

然而,我也並不那麼在乎中國人的心底;我真正擔心的是,雖然台灣近百年來得天獨厚受到東洋或西洋的洗禮,但我們終究還是逃不過中華文化的綑綁。許多台灣人雖然在政治上很想要走自己的路,但在思想意識上,到了某些關鍵的時刻,就會現出原形。

讀者會想,你到底想說什麼?其實,我只是要說十二年國教:從歷來嘗試過的教改方案來看,十二年國教已經是解救下一代的最後手段;但它從一開始,自從馬英九宣佈保留明星高中,就註定了要胎死腹中;直到一路走來,一路在舊勢力的反撲中節節敗退,到了現在,只是在等著收拾殘局、回復舊制 ( 即使還保留一個名義 ) 罷了。

很少人認真去想,為什麼十幾年來,所有拯救下一代的辦法,總是無法成功?雖然表面上的原因很多,但說到最根本處,其實就是因為中國士大夫思想和科舉遺毒深中人心的原故。很少人注意到,平時水火不容的藍綠陣營,在這件事情上總是有著高度的共識:無論哪種顏色的政客、官員、或所謂學者,對於維護一種高度競爭的升學窄門,是一步也不肯退讓的;對於明星高中,以及這些明星高中所象微、所揭櫫的升學主義,以及建立於其上的升學工業與共犯結構,他們表面上也有所批評,但在骨子裡,其實是割捨不下的(沒有了這些,人生還追求什麼?)。結果就是,他們絕對不願意看到真正的十二年國教,給每個孩子帶來真正的解放!

在他們而言,所謂的十二年國教,不妨為那些反正考不上的孩子而設,讓他們免試去升那些反正沒什麼人要去考的高中;至於我們這些精英子弟,是要做為國家未來主人翁的,怎麼能沒有另一條精英的「特色」道路呢?他們從來就沒弄懂過,一國是不能兩制的:只要保留了競爭的管道,所有的資源就會流到那個管道去,而所有的小孩,無論考不考得上的,都會被捲入——至少家長和有事想做的老師,是恨鐵不成鋼,非把大家都捲進去不可。

明知道升學主義綁架了正常的教育,明知道升學教育剝奪了孩子的天賦,使他們在人生的旅途上舉步艱難,動輒得咎;這些大人們為什麼視而不見,為什麼不肯高抬貴手呢?如果有人覺得這很奇怪,那就請他想一想,這一千年來,有哪一對父母願意為女兒挺身而出,或反抗這泯滅人性的習俗,或至少說一句「我們願意養你一輩子,嫁不嫁人有什麼了不起」?

尤其是宋明清以來,有多少「理學家」,每天在那兒「究天理,去人欲」,而所有的「讀書人」,都整天複誦孔子的話;那麼,為什麼就沒有一個人肯拿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來質問男人們心中的那份「美的體現」?

不能責怪這些人狠心,他們只是卑怯;但他們不只是卑怯,而是沒有反省力;他們不止是沒有反省力,還更擅長耍弄文字,扭曲事實,把自己的私欲合理化!中國五千年文化,和人類所有文化一樣,當然也有其極積正向的一面;但做為一個停滯的文化,它的特色就是:下一代總是要看上一代的臉色,眾人的眼光永凌駕個人的價值,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卑怯最為有利,反省必須隱退,而耍弄文字的本事自然就要發達起來!

當年國府在大陸看到共匪就逃,當時的中央日報怎麼說?他們說「國軍轉戰千里,共軍追趕不及」;當年有排山倒海的民意要求「總統直選」,當時的黨國怎麼說?他們說,由老國代來選總統,也是直選,就叫做「委任直選」;現在要推十二年國教了,那怎麼維護明星高中?他們說要另辦「特色」招生,也不管那些高中除了升學率以外還有什麼特色——所有這些,都屬於「彎的直線」修辭學:直線明明就不是彎的,彎的明明就不是直線,但你只要大聲說出「彎的直線」,或說「直的彎線」也行,總有很多人跟著點頭!

真正的十二年國教,就是這樣在媒體、政客、學者、以及名嘴們的扭曲之下,完全得不到民意的呼應;而政府推行的山寨版國教,又必然陷在篩選、比序的無解習題之中,連想要「漸近式」再改良的機會都沒有!

那麼,這就真的完全沒有希望了嗎?其實不然,有沒有希望,是看我們有沒有決心;有沒有決心跳脫上述那種陳腐的中華文化所培養出來的卑怯心態;有沒有決心面對現實,實說直說,直攻問題的核心;有沒有決心捨棄美麗的言詞,撕開那些「溫良恭儉讓」的假面具!

廿多年來的教育改革,可以說是一事無成,只除了兩項,算是基本上取得了勝利,那就是,禁絕體罰和能力分班——雖然二者都還有某些暗中的借屍還魂,但大致上已經沒有人敢公開為它說話了,換言之,至少在思想和價值取向上,我們有初步的成就。那麼,這種初步的成就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毫不妥協地,堅持不懈地,認真揭發它的真相,並用最直白的語言,不厭其煩地向社會說明那何以是一種罪惡。為了做這些事情,當所有的學者專家,民間人士都被吸納進體制的改革,坐在廟堂之上放言高論的時候,只有我們還留在外面,繼續擔任「屋檐上的烏鴉」,得罪了教育體系所有的基層和高層,甚至於連同情的進步人士,也都和我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以免沾惹上我們的「爭議性」。

然而廿年過去了,事實證明,只有鎖定學校教育的真實,才能讓社會了解改革的必要。當多數人慢慢知道了孩子們在學校是怎麼被體罰的,以及在所謂能力分班的「制度」之下,校園怎樣變成一個階級分明的分數市場,法令和政策才有落實的希望。

那麼,面對十二年國教最大的阻力,我們不是應該集中力量,來揭發明星高中的真實嗎?

去年,我們展開「建北現象」的討論,一群建中的同學來抗議,針對我們指出「全校百分之九十九的學生晚上還要上另一所學校(指補習班)」,他們質問我:為什麼批評我們上補習班?我們上補習班尋求進階的學習,正是我們有強烈「學術傾向」的明證;當時,我就學校和補習班實際的教學內容,花了許多時間跟他們解釋,那些所謂的「進階學習」,都是完全沒有用的東西,全世界幾乎沒有人在鑽研那些玩藝;如果大家真的「學術傾向」那麼強烈,學校的功課快快完成之後,就應該直接攻讀大學的課程,或某些真正的學問,而不是把高中那些無聊的東西
再拿來變盡花樣為難自己…

後來,有一位同學說:原來這麼久以來,我們都被騙了;當時我覺得無比地高興,無比地振奮,因為年輕的孩子,遠比那些一生在升學制度中打滾而得勝的傢伙們(就是那些高學歷的所謂精英),以及腦袋被裹腳布纏壞的人們,更能跳脫士大夫意識和科舉遺毒的影響!

所以,我們既然在地理上和中國有了區隔,我們就有在台灣建立新文化,新思維,新教育,新價值的希望——問題只在,我們是否有決心集中全力,來和舊勢力對抗!在「建北現象」的研討會中,一位記者說:你們真勇敢,這個社會上沒有任何人敢批評建中和北一女;是的,一千年來,也沒有任何中國人敢反對纏足!

所以,為了台灣的未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徹底拋開五千年中華文化中的那些糟粕,勇敢地和年輕人一塊兒站起來,先從拆除明星高中開始,為下一代建造一個正常而合理的成長環境!
史英/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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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昕認為,即使失敗了,這件事對浩浩來說仍是非常重要的,浩浩在整個陳述的過程中,不斷反覆地說著:「法官,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他想要證明自己沒有說謊,而這是第一次,在整個司法的過程中,有一個人真的去傾聽他在說什麼,而不是認定他是智障,就直接放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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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被體罰,浩浩的行為問題都會加深,到後來,他一想到被老師打的事就會發脾氣,有時還會模仿趙老師對他的行為和語氣,對弟弟兇。媽媽只好問:「你是老師嗎?為什麼要跟他一樣?」浩浩就會收斂。但長期下來,浩浩還是出現了錯亂的心理--他不斷問媽媽:「為什麼老師可以打我?為什麼老師不用被處罰、被關?」言下之意,他不能打人,老師為什麼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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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小學,老師一向擁有教學自主權,因此孩子們在課上的所學,是自由且多元的;對即將從森小畢業的孩子們而言,最後這年是特別且重要的,不只生活的日常,學習的進展也是;既然如此,最後一年的國語課,一定得送一份像樣的「禮物」給孩子!這禮物既不是世界經典名著,更不是抓緊時間上國中課文,而是要跟孩子一起重新挖掘那隱沒的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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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嚷嚷著要跟我回家、要當我的妹妹或女兒,我就會很認真的想難道不能真的帶她回我家住一晚嗎?好好的、簡單的住一晚就好,但是回我家住一晚又能怎樣,之後的日子她還是得面對,為什麼我沒辦法多為她做一點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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