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動的孩子在偏鄉:孩子的無力,家長的無奈,老師的無能

  • By Stand Media
  • 12 Aug, 2015
文︱陳培瑜   攝影︱編輯部
在鄉村生活十多年的經驗讓我不禁想像,老師們如果可以在小學一、二年級的課程裡,加入「學校在地課程時間」的概念,讓孩子可以在社區生活與學校生活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入口,而不是只能學習硬生生的教材內容,那麼在老師眼中孩子們那些所謂過動的症狀也就能逐漸化解。
放暑假了,許多爸媽雖然煩惱著長達兩個月的活動安排,但卻也因為孩子能夠暫時遠離有壓力的學校生活,而鬆了口氣!尤其是那些被老師視為麻煩製造者的孩子來說,不用再被老師的口令追著跑,怎麼想都是件快樂無比的事情呀!但這幾年,這些孩子更得面對「吃了藥才能正常去上學」的困境,因為他們多數會被指認為過動症。一旦如此,多數兒童精神科醫生就會建議吃藥,讓孩子在學校時能乖乖坐好仔細聽。

觀察相關數據,國內兒童心智科醫師指出過動兒盛行率為3.7%,也就是一百人中有三到七人罹患該疾病需就醫。以現在每班三十五個學童來說,幾乎是每個班就會有一到兩位孩子是過動症。也因為如此,許多老師都會希望家長能配合醫生的診斷,儘速讓孩子成為用藥一族,以控制班級秩序。

但真的是如此嗎?十多年來,我曾在花蓮擔任教師,後來經營兒童書店。在這段日子裡,認識了許多孩子,他們的故事或許可以提醒成人重新思考,孩子們若真有過動症,除了用藥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嗎?又或者說,這些孩子的行為,真的只能用過動症來理解嗎?

故事一

阿西,小學四年級的高高瘦瘦男生,他對樂高的愛簡直可以用癡狂來形容。遇上了其他也喜歡樂高的孩子,他還會陪伴年紀比他小的小孩玩樂高一整天,做出好多好玩的東西。他同時也熱愛立體折紙,喜歡從書上學習各種折紙方法,做成紙飛機。聽媽媽說:「老師從小學三年級開始,認為他是過動兒,因為連絡本都抄不好,回家功課也做得不好,因此建議他們去吃藥!」老師也深刻的相信「好多學生都是吃了藥,功課就變好,上課也變乖!」

但是,家長不願意配合,於是老師在班上刻意忽略阿西的提問,也暗示同學要遠離阿西,因為「他不配合老師,他不是好學生」。後來為了孩子在學校裡的人際社交關係,媽媽還是去拿了藥,並且要阿西每天在老師面前吞藥,讓老師安心,從此阿西在學校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但阿西告訴我:「我真的不喜歡吃那種藥,吃了之後,我就蓋不出好玩的樂高了也作不出好看的紙飛機了!為什麼我一定要吃藥?」

後來,阿西學聰明了,他跟老師說:「我在家有吃藥了!」然後把藥偷偷丟進馬桶裡,不敢被媽媽發現,媽媽看著藥袋裡減少的藥,也很放心。一直到媽媽有一天發現馬桶裡沒沖乾淨的水才發現。阿西就說:「我不吃藥也可以沒事嘛!只要不要舉手問問題,不要找同學玩,自己一直在腦袋裡玩就好了,老師也不會發現!」

故事二

小芳在學校裡的學業成績不算頂尖,但是她卻總是要逼自己到極限,有次看到我竟然說:「我下次一定會考一百分,因為我有在吃藥了!」

小芳的媽媽說:「因為她們班有一對雙胞胎,聽說也是老師的小孩,成績一直都很好。但是她們好像都是過動兒,媽媽自己是老師也教不好,所以就帶去宜蘭吃藥,吃了功課就變好了耶!所以我女兒就叫我帶她去吃藥,我們一去,醫生聽到是這個老師介紹的,馬上就給我們藥了耶,還說以後三個月回去一次就好了,藥吃完了他們可以寄來給我們!」

我回答:「妳不知道這些藥的副作用嗎?」媽媽說:「有嗎?醫生也沒說啊,反正我女兒最近真的變得比較專心了耶,而且她姐姐也說這樣很好,如果妹妹吃了藥,考試成績會變好,那她也要來吃!但是我們一週只吃一、二、三,反正再兩天就週末了,我女兒說可以靠自已念書,不用靠吃藥!所以這樣應該沒事吧!」

故事三

小吉在幼稚園中班時,被老師說是「亞斯伯格兼過動兒」,老師認為一定要讓小孩吃藥︱但說這句話的時候,孩子根本沒做過任何相關的檢查!後來老師還透過其他同班同學家長去遊說小吉的媽媽,希望小吉趕快去檢查和吃藥。於是他們只好去做了檢查。檢查的醫生表示小孩完全沒有問題,若是老師覺得孩子有問題,請老師自己去找醫生談話。

小吉的媽媽將此結果回報給老師,老師竟然說:「媽媽,那沒關係,我有認識願意直接開藥的醫生,你們要不要試試看?不然,我們把孩子送去給﹃花蓮縣特教巡迴老師﹄那邊上課,讓我上課的時候可以專心顧其他小孩就好了?」

小吉的媽媽實在感到無奈,建議讓孩子先回家休息一陣子。一個月過後,在準備回學校上課的前一天晚上,小吉跟媽媽說:「媽媽,你可不可以跟老師說,不要只有看到她覺得我不好的地方,我明明就很棒呀,她都一直說我不好,這樣還一定要去上學嗎?」

隔天,媽媽將這些話跟老師說,老師表示:「中班孩子是學習社會化的起點,我不覺得妳的孩子有任何表現好的地方,我只覺得他在上課時的舉手提問次數太多,干擾我上課進度…」

小吉的媽媽當場決定,從「中班休學」,離開學校。

故事四

小白從小缺乏完整的家庭照顧,是奶奶拾荒及社工協助照顧。上了小學之後,從小在鄉村裡四處遊玩的狀態還無法全然適應「乖乖坐好仔細聽」的學校生活。因此,對於一般孩子來說或許不太困難的注音符號,於他而言就像「天書」一樣,因此他只好一直發問。但老師不願意等他,因為全班十個同學,只有小白沒上過幼稚園,老師說:「要不是為了你還沒學過注音符號,我們早就可以開始上國字了!」

到了開學後兩個多月,老師說:「小白是過動兒,請奶奶帶去拿藥,我都打電話去跟醫生講了…」奶奶完全無法跟老師溝通,只好請當時在社區裡幫忙教小白注音符號的我,帶小白去看醫生和拿藥!

我試著找老師溝通,但老師表示:「你又不是小白的家長,沒有資格為他決定!而且,村子裡的孩子有好多都在吃藥,不然他們怎麼考得上第一志願,不專心念書的話,鄉下的孩子是不會有出息的!」

過動:老師、家長與孩子的三角關係

這些孩子大部份是我在經營書店時認識的。他們總是能在書店裡專心閱讀,看完一本又一本的書。也總是能適當的跟我分享這些書的內容,和他們為什麼喜歡這些書的原因。因此當我聽到這些孩子竟然開始吃過動症的藥時,實在無法相信老師所描述的樣子。我真想請他們老師來看看,他們沒吃藥時,週末來書店專心看書的模樣。他們的故事並不是鄉村地區教育困境的全貌,但是近年來小學學童的過動症「確診」及用藥的比例越來越高的同時,其實也反映了家長的教養能力、教師的班級經營能力,似乎都遇上了瓶頸。

我認為小學教師,重要的任務除了學術課業的傳授之外,更重要的更應該是陪伴孩子理解「學習與自我成長的關係」,但是老師們卻總是喜歡在秩序管教上的枝微末節展現自己的權力好控制孩子,也為了震懾家長。也因為如此,家長一遇到老師對於孩子的「特殊評價」,經常是無力招架的,因為我們十分清楚「孩子每天在學校的時間這麼長,若老師存心要讓孩子不好過,苦的也是孩子自己!」而這也是為什麼越是鄉村地區的家長,越會願意乖乖配合老師讓孩子用藥。

「專業」權威下,過動激增

此外,近年來開放的師資培育課程裡,「特殊教育學分」是很多學校的專業必修學分,在大學課堂裡,準教師們開始建立對於各種特殊學生的認識。而到了教育現場裡,許多老師就會主觀的認為「我是以專業的角度來判斷孩子的狀況,而我的專業判斷當然是來自於我修過特教學分或是相關的課程…」。或者如許多兒心科醫師所宣稱的:「為了減少不當的體罰及增加對於學生的個體性了解,醫學界好不容易將過動症的相關概念推廣成為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論述…」

的確,費盡心力才建立起來的論述和影響力,對於一般人來說,是「新資訊」,就像是一九五七年的「潛意識廣告」實驗出爐之際,曾引起熱烈的討論,也大受讚賞。但是實驗發表人維克利在一九六三年就早已經承認當時的實驗結果是假的。雖是如此,時至今日許多人在討論廣告如何影響消費者時,仍不斷會引用此一實驗結果做為依據。

為什麼會如此呢?這當然與人的資訊慣性有關,因為「新資訊」容易被大幅報導,也就較常容易進入人的大腦,深植人心;但如果這些資訊是錯的,就算再加以更正,卻因為不容易引起人的關注,也就無法順利的抵銷之前的新資訊所帶來的影響力了︱就像我認為現今關於兒童過動症高比例的確診和用藥,似乎也和新舊資訊的角力有關。若真是如此,我們怎麼能不更加謹慎的去面對被認定是過動症的孩子呢?

偏鄉資源,讓「過動」更易發生?

此外,鄉村地區的用藥情況也普遍較城市地區來得嚴重。這當然是因為其社經環境原本就較為困難的孩子,在入學前的生長環境,家長及社區幾乎很難提供與主流學習環境較為相近的文化資源。因此孩子們入學後,面對的學校物理環境、學習思考方式、師生對話模式…全部加在一起的的巨大陌生感,當然無法全然專心在老師所謂最重要的課業學習上。

在鄉村生活十多年的經驗讓我不禁想像,老師們如果可以在小學一、二年級的課程裡,加入「學校在地課程時間」的概念,讓孩子可以在社區生活與學校生活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入口,而不是只能學習硬生生的教材內容,那麼在老師眼中孩子們那些所謂過動的症狀也就能逐漸化解。

書寫至此,仍然為還在學校裡為此受苦的孩子和家長感到擔心。二○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第六十五屆聯合國兒童權利大會上,兒童權利委員會對於全球給予孩子過多精神藥物表達憂心,並建請締約國要求衛生主管單位積極找出孩童於教室內發生注意力缺失的根源並加以改善,而不要將兒童貼標籤為患有精神疾病︱希望我們的孩子,也能早日感受到此份善意!
陳培瑜/前教師、兒童書店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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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18 Dec, 2017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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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知道我是你被關押時鎖上牢門、為你上手梏腳鐐的管理員同行,會怎麼看我?但我真正怕的是,若你真的被槍決了,為你速寫的我會受不了,於是,我只能憑想像畫出你出庭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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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羅律師的事務所是二 ○一一年的二月八號,所以已經定讞快五年了。」邱律師還記得最初看到那袋資料時的感受,「可是一剛開始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被告有自白啊,證人有兩個人指出是他,法醫跟鑑識組長都說是他幹的,那,法官就判死刑,那這樣哪裡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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